反觀美國近年政治，我恍然大悟。歷次大選都是多主題雜糅，共和黨與民主黨既在稅上，也在墮胎、同性婚姻等宗教和社會議題上相爭。我過去不太理解，在經濟上主張自由選擇的共和黨，為什麼在諸多社會問題上主張限制自由選擇。跟榮默一席談後，我有了新理解：複合立場客觀上對緩釋單一議題如徵稅的壓力是有用的。俗話說，把水攪混，轉移焦點，等等。
又過一星期，再見榮默，是在亞當•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來耶魯宣講論文的教室裡。
普沃斯基就更厲害了。我們都知道民主制往往經不起經濟危機的挑戰，歷史上出現過許多次新生民主政體被經濟危機壓垮的事。但是，只要民主國家的人均收入超過7000美元，就會很穩固，還從來沒有出現過一例這種國家在經濟危機後民主蛻變的情形——這就是普沃斯基的學術發現。他在芝加哥大學執教多年，現為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關於民主國家再分配遠遠偏離中位選民定理的預測，他有更系統發現，看這張圖：
上圖取自其論文《經濟不平等、政治不平等與再分配》，橫軸是再分配之前的基尼系數，代表初次分配差距，縱軸是再分配水平，每個圓點代表1960年到2008年間的66個民主國家，倒U型的紅色曲線則是擬合結果。
這個圖是非常驚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