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當前台灣問題的解決已經不同於前三十年武裝對立時期，經過民主化和社會變遷，台灣已經形成了“複雜的社會結構、糟糕的政治競爭、揪心的文化氛圍、乏力的合作夥伴和缺失的兩岸信任”的困難局面，大陸要主要承擔起促統責任絕非危言聳聽。筆者2014年在台調研時目睹國民黨在地方選舉中落得自1949年以來又一次大潰敗和以柯文哲為代表的新民意崛起，當時就提出三點建議——“兩岸互派辦事機構要抓緊落實，陸媒入台要想盡辦法，年輕人工作尤為關鍵且核心在於教育文化政策”，換句話來說，這三點意見的實質就是考慮到促統的很多工作已經沒有辦法委身他人，必須走向“以我為主、面向未來”的新思維。去年年初“惠台三十一條”的發佈正是解決對台工作鞭長莫及和有心無力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將對台工作的主場後移到大陸，以“四個自信”的態度落實憲法“一中”的具體政策指向，實質性提前開啟統一後的融合進程，倒逼台灣當局走向“政治談判”和“民主協商”。
最後，筆者認為理解習近平新時代對台工作新理念，最重要還是要把握“制度性安排”這個關鍵字，也就是“樹立法治思維”。什麼叫“和平統一”，我的理解就是通過“平等協商、共議統一”，最終達成某種穩定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兩岸關係的法治狀態。這次講話中所指出的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從這個意義上正是為解決台灣問題啟動憲制性安排進程——這個進程當然需要兩岸的對話、協商，也必然會對國家的憲法發展、法治進步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作者曾鈺峰，台灣政治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清華大學憲法學碩士，瑞士日內瓦大學國際爭端解決法學碩士，中國法學會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曾任清華大學法學院兩岸法政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助理、清華海峽研究院籌建工作組成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