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日在區域經濟整合問題上的合作與競爭。中、日同屬世界經濟大國，而且是第二、三大經濟大國，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基於經濟全球化與各自經濟發展的需要，中日雙方需要經濟合作，並推動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在面對區域經濟整合問題上，中日既有需要合作並推進合作，同時也存在利益競爭，均希望獲得對自己更有利的經濟合作安排。東亞10+3合作機制取得進展，但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與RCPE等卻久拖不決，影響東亞經濟整合。日本主導美國退出TPP後組建CPTPP，並在短期內實現，同時日本與歐盟簽署的經濟夥伴關係協議（EPA）於2019年2月1日正式生效，均有牽制中國推進與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意味。
在湄公河開發合作與圖門江合作開發等次區域經濟合作問題上，中日雖有合作意願，但受複雜政治因素與多方利益因素影響進展不大。特別是中日在湄公河地區合作上競爭態勢明顯。中國是湄公河流域上游國家，早在1992年就參與了由亞開行主導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2014年，中國提出了全方位、多角度打造大湄公合次區域合作升級版的倡議；2015年，瀾湄合作機制建立，並取得一系列成果。日本對湄公河地區合作則更積極，針對性更強，與中國對抗味甚濃。1991年，日本在政府開發援助（OAD）中專設“湄公河次區域開發”項目。2003年12月，日本與東盟10國舉行首次特別首腦會議，承諾將在此後三年內為湄公河五國的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援助15億美元；2007年，日本公佈《日本—湄公河地區夥伴關係計畫》，提出三個目標、三大新支柱和三項新舉措的新合作政策；2008年，日本與湄公河五國首次外長會議在東京舉行，確立了“信任、發展、穩定”為核心的合作基調；2009年，“日湄峰會”在東京召開，從此走向了機制化合作軌道。2018年10月，第十屆“日本與湄公河流域國家峰會”在東京舉行，並發表《東京戰略2018》，提出要將“開放性、透明性、經濟可行性、注重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護、受益國財政健全性”等作為國際標準，推進高質基礎設施建設，而且在日本要求下寫入各國共同推動實現“自由與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明確了基於法治維持和促進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等內容⑩。這些用詞概念與做法針對中國的意圖十分明顯，也是日本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牽制中國的典型案例。
四、對中日關係現狀與前景的判斷
（一）學界對中日關係發展現狀與發展前景的三種不同判斷與認識
當前中日關係是一種什麽狀態？未來發展前景如何？中國學界認識與看法並不一致，存在明顯差異。
一是樂觀主義者。對當前中日關係緩和與改善給予高度肯定，對未來中日關係發展前景樂觀期待。張曉磊、吳懷中等學者是樂觀派，他們撰文認為，中日關係“重回正軌，積極向好”，有“更多樂觀的正面期待”，“再次回到最低谷狀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⑪。
二是悲觀主義者。對當前中日關係改善持謹慎態度，對未來發展前景持保留態度。有學者認為中日關係走不出“螺旋式沉降的歷史怪圈”，即當前表面改善，但實質對抗性不變。黃大惠教授在2018年12月23日接受香港中評社訪問時表示，日本與美國有同盟關係，使得日本在與中國合作時會受到美國因素牽制，而且日本國民對華好感度僅在10%左右，顯示日本對華政策的民意基礎相當脆弱，對中日關係改善不要抱有太高期待⑫。北京大學染雲祥教授認為“目前中日關係的改善確實有可能在數量和規模上持續向更高水平發展，但是在品質與性質上卻很難提升至更高水平”⑬。
三是不確定派。認為安倍對華政策調整還處於表層，並未真正改變“政經分離”戰略，衹是處於日本戰略調整的需要，而不是中國戰略需求的調整，難以就日本對華政策前景做出明確預期⑭。
那麼，如何客觀與準確觀察判斷當前中日關係與未來發展前景？確實有相當的難度，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因素甚多。如日本首相的國際觀與中國觀等執政路線、中日結構性矛盾與歷史敏感議題、周邊與國際關係形勢變化等，均會產生重要影響，並不易準確判斷。不過，在國際關係中，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一切都是變化的，就表明中日關係一直是動態變化的，不可能直線式地發展，一定是起伏波動的。當然，在敵友之間則有不同的層次，還有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的區別，還有真朋友與假朋友的區分。
（二）中日能否建立戰略互信與戰略共識
中日之間能否達成戰略共識？有學者認為中日之間“已達成較全面的戰略共識”。不過，依目前複雜的中美關係、國際形勢與美日戰略同盟關係等因素觀察，我們可能還無法得出這樣樂觀的結論。
在某些領域如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反恐等方面，中日可以實現戰略共識，但在最重要的涉及到國家主權、發展安全與國家利益等方面則不易實現戰略共識。首先，中日在日本侵華歷史立場、釣魚島爭議、東海劃界與台灣等重大敏感問題上存在許多分歧或障礙，很難達成戰略共識。其次，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與中國的謹慎態度存在衝突。中日在日本尋求正常化國家、聯合國改革及爭取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等問題上缺乏政治互信，存在巨大差異，影響與制約中日關係的實質性改變。日本對侵華戰爭缺乏正確認識與真誠道謙，針對中國的美日安全同盟、日本修改和平憲法及強軍戰略等，無法獲得中國信任，中國當然不會輕意改變聯合國現行體制，不會輕意讓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否則後果相當嚴重。同時，中國人民對日本不信任的強大壓力，中國政府也難以做出重大政治讓步。反過來，日本則認為中國是日本成為正常化國家及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障礙，增一步增大中日之間的戰爭猜忌，影響中日關係的根本性改變。再次，中日社會政治制度與價值差異巨大。中國是世界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大國，尤其是以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協商政治體制，並形成自己一套價值體系，與日本等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體制與價值存在顯著差異。日本等西方民主制度國家制度大致相同，以領導人選舉為基本標誌，存在著共同的社會價值，並形成“價值同盟”。在涉及許多重大政治、治理、民主、人權等重大問題時，日本自然與美歐國家站在同一陣線，形成與中國差異化或對抗格局。這就是中日難以建立戰略互信的另一制度與價值原因。
（三）日本軍事戰略由守勢向攻勢的轉變及大力發展軍力指向中國意圖明顯
日本大力發展軍事，自然與日本歷史上的侵略戰爭問題、日本軍國主義相聯繫，引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高度關注。同時，安倍政府強勢推動修改和平憲法活動，更令中國等國家擔憂，當然會影響中日關係的實質性改善。
2012年，安倍上台當政後，通過一系列解禁自衛權（2014年解禁集體自衛權、2015年《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出台等）、擴大自衛隊活動範圍的法律等，實際上已改變了《和平憲法》的實質規範，“和平憲法”的修改已衹是名義問題。
近年，日本更是加快強軍建設。2018年3月27日，日本正式成立“陸上自衛隊”，強調協調海空自衛隊與美軍的聯繫，並設立“水陸機動團”，負責離島作戰的兩栖登陸；同年7月，日本防衛省公佈鹿耳島東南方的馬毛島為海空自衛隊新據點，並提供美國航母及軍機使用；8月，日本海上自衛隊以“推進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戰略”為名，派遣準航母等三艘軍艦赴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演練；9月，日本海上自衛隊赴南海執行反潛訓練，並稱“逐漸形成定期的‘南海—印度洋長期艦艇派遣機制’”。就是配合美國的南海與印度戰略推動自衛隊的海外行動。
2018年，日本內閣會議接連通過《防衛白皮書》、新版《防衛計畫大綱》及與之配套的《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提出建造大型巡邏船、將艦艇航母化（其中“出雲”號已完成改建）、實現自衛隊“跨域”防衛體制、建立“戰略性海上保安體制”及建立包括成立太空部隊與網絡防衛隊在內的“多次元統合防衛力”等。結合安倍政府推動的“修憲”行動，日本防衛政策與戰略不斷突破“專守防衛”原則，給周邊安全帶來新的威脅。在這種背景下，日本顯然走向“右翼化”發展道路，會不會走向軍國主義也成為關注與爭議的重要動向。
可見，儘管安倍提出“希望能開啟化競爭為協調的日中關係新時代”及“通過深化各領域各層級交流，我將把中日關係提升到新的水平”，也做出一些積極姿態，採取一些措施，但依然以牽制中國為主要對華戰略，尤其是在南海議題、“一帶一路”倡議、軍事防衛建設等方面更為明顯，也就預示了在中日雙方戰略與經濟發展相互需要下會進一步改善關係，但由於中日之間複雜的領土主權與歷史問題及日本“牽制中國”的戰略選擇等，影響著中日關係的根本性改變。
總之，對中日關係發展可以得出如下幾點較為明確的結論：中日關係呈現螺旋式與起伏式發展的長週期。既不可能一直對立、對抗，也不可能長期穩定與友好，會隨著多種內外因素發展變化而變化。2017年以來，隨著中日兩國互釋善意與高層互訪，雙方關係有明顯改善。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將訪問日本，仍會延續這一積極發展態勢，呈現不少學者所稱的“向好發展態勢”。但中日關係這種改善與向好並不是穩定的，而是可變的。不論如何認知與判斷，擱置爭議，加強合作，發展友好關係，創造相對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仍是追求與爭取的主要目標。
註釋：
①金永明，“中日關係行穩致遠的關鍵性措施：加快東海問題實質性磋商進程”，香港《文匯報》，2019年1月19日。
②金永明，“中日關係行穩致遠的關鍵性措施：加快東海問題實質性磋商進程”，香港《文匯報》，2019年1月19日。
③染雲祥，“中日關係有可能提升至更高水平嗎？”，日本《新華僑報》，2019年2月9日。
④吳懷中，“引導安倍‘真心’改善對華關係”，《環球時報》，2018年3月30日。
⑤徐靜波，“2018年中日關係的私房話”，香港中評社。
⑥嚴深春，“日本在改革開放中的角色：已非援助者，仍可提供經驗借鑒”，澎湃新聞特稿。
⑦徐梅，“一帶一路：中日互利合作新平台”，《世界知識》，2017年第6期。
⑧徐靜波，“2018年中日關係的私房話”，香港中評社。
⑨張琳，“中日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的五大亮點”，《世界知識》，2018年第21期。
⑩常思純，“日本為何積極介入湄化河地區”，《世界知識》，2018年第21期。
⑪張曉磊、吳懷中，“這一次中日關係改善能走多遠”，《世界知識》，2018年第22期。
⑫http://www.crntt.com，2018-12-23。
⑬染雲祥，“中日關係有可能提升至更高水平嗎”，日本《新華僑報》，2019年2月9日。
⑭唐奇芳，“安倍訪華背後的日本戰略動因”，《世界知識》，2018年第22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4月號，總第25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