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林認為，我國針對互聯網短視頻的內容及管理已經有了較為詳盡的細則和規範，但相應法律法規的陸續出台並不能完全覆蓋短視頻快速發展所暴露出的問題。例如，一些不屬於違禁細則範圍之列，但又確實存在安全隱患的短視頻應如何界定、審查？對於視頻發布主體明確標識安全提示後所發生的意外情況，視頻製作者及平台方是否應該完全免責？諸如此類的問題不僅有關行業內法律法規的建立，還涉及道德、管理等多方面問題，需要進一步細化、完善網絡短視頻行業標準。
趙良善建議，應加強對互聯網平台的監管，完善法律法規，以立法的方式對責任、內容、違法情形進行確定，增加互聯網平台的違規成本；落實互聯網平台本身的自糾自查責任，強化企業內部管理，對於審核人員提出切實任務目標及要求，一旦出現違約行為，除對企業進行處罰外，主要負責人也應受到懲處；增加技術監控，對於有害人心健康的短視頻設置自動屏蔽系統，同時對於青少年觀看的短視頻內容不斷進行優化，限制觀看時間。
李丹林則建議，在人人都握有“麥克風”的網絡時代，充分發揮用戶的監管作用也必不可少。短視頻平台應倡導廣大用戶積極參與內容監督，鼓勵用戶及時向平台反饋存在違規現象或有安全隱患的短視頻，以此拓寬監督渠道。
“意外事故發生之後，兒童監護人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首先，監護人在給未成年人配備或使用手機等移動終端之前，就應意識到網絡會給青少年兒童帶來利弊兩方面的影響，如何引導孩子健康、有節制地使用各類網絡服務平台是家長的首要責任。其次，監護人作為孩子最親近的人，要切實履行好自己的監管職責，抽出更多時間陪伴孩子，了解他們的興趣關注點，及時發現孩子的異常舉動，防微杜漸、及時制止。最後，監護人要承擔起教育孩子的責任，幫助孩子強化明辨是非的能力。”李丹林說。
朱巍認為，一般來說，家長作為監護人應承擔第一責任。這起事件中，酒精這麼危險的東西，孩子都能輕易找到，並付諸操作實踐，顯然是家長監護不利造成的。
“在互聯網時代，家長的責任更艱巨，除了線下的日常監護之外，線上的家長監護系統、防沉迷系統、青少年保護模式等，都需要家長與平台的密切配合才行。孩子監護是一個社會共治的範圍，僅靠平台、政府是不行的，家長、學校和社會必須全都加入，形成一個從法律到技術、從點到面的監護系統。”朱巍說。
（來源：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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