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2014年下半年當房地產的穩定又影響經濟增長時，本來上任了一年多的新一屆政府一直在避免用房地產作為宏觀調控工具，但是當經濟增長壓力上升時，政府又不得重新啟動房地產這個宏觀調控工具，同樣再次把銀行信貸利率降低到歷史最低水準，同時給出利用銀行信貸購買住房的各種優惠條件（如按揭貸款利率7折優惠，購買第二套住房可享受首套購房信貸優惠等），就此又吹起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爆發式增長衝鋒號。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中國許多城市的房價上漲開始啟動，直到今年中國房地產投資及銷售一直在創歷史最高水準。沒有最高，只有更高。在此期間，中國的經濟增長也保持在政府的預期目標內。
近20年來，當中國經濟增長一直以房地產這個宏觀調控工具啟動及保證時（2005年之後的人民幣匯率升值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而房地產市場的增長又完全利用銀行金融杠杆在推動時，中國經濟是保證了持續增長，中國居民住房條件也得了改善（1978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6.7平方米，到了201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已達到39平方米），但中國住房總量及住房總市值也隨之快速增長，而由此引發的問題也無以復加。現在是房地產是否能夠再作為一種宏觀調控工具應該受到質疑了。
有人測算，目前中國住房大致為4億套（包括小產權房）。如果中國家庭為4口之家，那麼這些住房足可讓16億人口居住，而目前中國實際人口只有14億。也就是說，如果以存量住房與人口比例來說，中國的住房已經進入過剩狀態，而且在目前全國各地高房價的推動下，各個城市的快速住房供應不會停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許多城市住房過剩會越來越嚴重。
但目前為何還會出現一些城市住房供求的緊張關係，最重要的就在於住房結構不合理及住房分配不公問題。就目前中國住房市場的形勢來看，隨著2016年以來全國各城市的房價普遍上漲，三四線城市的住房基本上處於供給過剩狀態（少數城市除外）。而且當這些三四線城市房價一直處於高位，住房購買沒有限制政策，地方政府土地供給無限，這更是會讓住房供給增長加快，住房過剩嚴重情況會進一步惡化。由於地方政府不允許房地產開發商讓住房降價銷售，三四線城市的房嚴重過剩不僅會居民手上持有，更多的會在房地產開發商手上持有。如果這種情況出現，房地產開發商可能面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此外，中國的住房總量這樣高，人均占比這樣高，但目前中國住房分配不公的問題相當嚴重。這種住房嚴重的分配不公表現有：一是中國有權力者占有住房不僅價值高，數量占比也會是最高。因為，中國住房一旦成了一種社會財富象徵，絕對的權力以最大限度占有這些社會財富是必然。這也是目前中國許多有利於大眾的關於房地產市場制度改革寸步難行的原因所在。
二是最早進入房地產的投資者、房地產開發商及房地產市場從業者，他們利用在場及資訊優勢持有大量的住房及社會財富，而且他們房與財富迴圈轉換讓手中持有的住房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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