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拜登團隊的真正優勢（熟悉詳情、有從政經驗等等）也可能是一種負擔。儘管在戰術選擇，甚至在更宏觀的戰略目標排序方面，下一屆政府內部肯定會有分歧，但參與討論的這群人都具有極為相似的世界觀並肯定會懷念美國曾經擁有過的霸權地位。
正如沃爾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曾經警告過的那樣，危險在於，“當所有人的想法都相同時，沒有人會去深思熟慮。”人們即使不完全同意 “團隊應由眾多互相競爭的對手所組成”這一理念，也會認同拜登政府如果任命一些反對派會大有好處，這些反對派在之前討論北約擴大、伊拉克戰爭、干涉比利亞或2009年增兵阿富汗等問題時都提出了異議。
拜登對民主的公開承諾也令人有些擔憂。誠然，一改特朗普任性粗野的作風，不再艶羨各類專制統治者，恢復美國與其它民主國家的友好關係是有意義的。但拜登承諾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就會召開一次全球民主峰會，他還經常把“自由世界”之類的陳詞濫調掛在嘴邊，它們所引發的麻煩可能比它們能解決的麻煩還要多。
首先，鑒於美國本國的民主制度已處於危機四伏之中，拜登還召集其他領導人到華盛頓來“重振自由世界的精神和共同目標”就顯得有點不自量力。
其次，嘉賓名單裡是只有完全自由民主的國家，還是也包括印度、土耳其、波蘭、匈牙利，以色列等民主程度尚無法達到自由主義理想標準的國家？
第三，讓民主成為拜登外交政策的核心，將使美國與中國日益加劇的競爭演變為意識形態上的較量，這使兩國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更難展開合作，使中美長期共存的可能性變小。
以這種方式強調民主也可能使本屆政府重新滑向各種形式的體制更迭深淵。如果他們真的相信“電子化的自由理念”，那他們怎麼能克制住自己的衝動，不去支持那些密謀推翻獨裁者或促進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團體呢？
於是，我的最後一個顧慮產生了。拜登甫一上任，他和他的同僚們就會收到大量求助者源源不斷的請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