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順，這批文獻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漂泊，終於回流本土，其結局令人欣喜，其過程充滿了偶然。近代中國無力改變文書流散的命運，無法主導其回流，甚至無權給予統一名稱——時至今日，比“敦煌吐魯番文書”這一泛指更加清晰的，是“英藏”“法藏”“俄藏”“德藏”“大穀”等以收藏地或攫取者命名的簡稱。從這個意義上講，以“旅博文書”指代旅順博物館所藏文書，從而與日本所存“大穀文書”加以區別，標誌著回流本土後的獨立身份，為中國在“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所有權正名，標誌著當代中國在國際敦煌吐魯番學領域占領了新的高地，也是學人走出“傷心史”的堅固陣地。
2.不負國寶，走出“學術傷心史”
“旅博文書”為何時至今日才得以全面公布？
實際上，在《旅博文獻》出版之前，“大穀收集品”中的文書整理、研究工作已開展近百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上半葉，日本為主導，選擇性公布文物圖片、目錄為主要形式。如，大穀探險隊的成員橘瑞超刊印的《二樂叢書》（1912－1913），介紹了少量淨土、法華佛經殘片。二樂莊被轉賣後，“大穀收集品”四散，由香川默識整理的《西域考古圖譜》（1915），上原芳太郎所編《新西域記》（1937），也刊布了少量文物圖片；關東廳博物館等新入藏單位分別對所收文物進行編目，如附於《新西域記》後的《關東廳博物館大穀家出品目錄》《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中央亞細亞發掘品目錄》等。然而，由於彼時中國深陷戰事，無暇他顧，國內學人難得了解。
20世紀下半葉，尤其是1980年以後，可以視為第二階段。遺留在日本的“大穀文書”，受到日本學界的重視。其收藏單位日本龍穀大學，一時間成為研究重鎮。1983年，日本學者小田義久主編《大穀文書集成》第一卷出版，轟動吐魯番學界。截至2009年第四卷出版，共刊布近萬件文書的黑白照片及其錄文。在此過程中產生的學術成果，一度引領了日本甚至是中國的研究潮流。國內學界緊緊跟隨的同時，也在尋求突破，爭取超越。
然而相比之下，“旅博文書”並未獲得同等關注，只有與龍穀大學藏“大穀文書”相關者才能進入學界視野。直到1992年，中國學者王珍仁、劉廣堂、孫慧珍《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的古文書》一文發表於《新疆文物》，首次對部分文書內容進行釋讀，整理研究工作進入了第三階段的開端。“旅博文書”終於在新世紀到來之際，走出深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