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因“薩德問題”中國採取的限制引進韓國大眾文化的“限韓令”，到目前為止，也就是在文在寅政府任內，事實上沒有圓滿解決。最近有傳聞，在韓國新總統選舉之際，中國方面才有鬆動“限韓令”的跡象。
影響未來兩國關係的核心因素：“戰略合作”和“身份認同”的問題
影響未來韓中關係的因素很多，存在於政治外交安全的，經濟的，文化的不同領域，有明示的，也有潛在的，而且有對內有關的國內因素也有國外有關的國際因素等。其中可說的核心因素，也就目前為止，三十年仍然無法突破的，應該是屬於政治外交安全領域的因素, 也就在“戰略合作”上面。
過去三十年在韓中關係迅速發展期間，剛好屬於後冷戰時代，國際關係的範式，主要是擱置冷戰時代重視的政治意識形態因素，迴避冷戰思維而看重非政治因素如經濟交流或社會文化交流等，這是強調由非政治領域交流來發展政治整合的“新功能主義”整合理論強調的“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s)的範式。當時，對於雙邊關係發展，大家談了貿易，投資，旅遊觀光和社會交流和留學生等等，結果，雙方關係成功實現了正如2014年習近平主席訪問韓國時候在中國媒體上出現的“六個第一”的關係的成就。韓國和中國兩國政府、政治領導和專家都期望以非政治交流如經濟社會文化交流來進一步發展政治關係。實際上過去三十年，正如“新功能主義”範式所說，韓國和中國以超速度從“睦鄰合作關係”發展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雙邊關係框架，也算是以經濟和社會文化關係的快速發展帶來了“溢出效果”的成型。
但是，隨後的關係發展當中，對於“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國和韓國所設想的範疇出現了一些不同，雖然兩國政府和領導有機會坦誠表達了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發展原則和方向，但因種種原因，實際上難以落實的領域也不少，尤其在討論朝核問題上出現嚴重分歧。
其核心原因，在於“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上的“戰略”兩個字的含義上。“戰略”，簡單講應該屬於政治外交安全的範疇為主的議題，這裡可以包含如朝鮮核問題和南北朝鮮關係，又如韓美或中美關係等國際雙邊和多邊關係上最敏感的軍事安全問題。所以，韓國方面非常重視韓中之間的“戰略合作”議題，希望平衡中美之間的“選邊站”，期望在中國的合作之下解決朝核問題和改善南北朝鮮關係等。但是中國方面則有所不同。
這樣雙方在“戰略合作”或“合作夥伴”的範疇和重視的認知和落實方面，有可能存在相當大的鴻溝，雙方原則性的議題之外，更無法討論“戰略”的敏感核心議題，尤其如韓國期待的朝鮮議題。隨著時間的推移，難免產生懷疑對方政治信賴的負面效果，兩國之間出現小小爭議問題，容易點燃如“反中”和“嫌韓”類的情緒衝突。如此看來，也就在建交以來韓國和中國的三十年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的交流成就，沒有生產出其所期待的政治外交安全方面的“溢出效果”，兩國到目前為止，無法在政治安全議題上完成磨合，反而，時而出現兩國之間的“反溢出效果”的各種爭議，如“反中”和“嫌韓”現象反倒越嚴重，這樣新功能主義的整合理論所設計的願景，起碼從韓國方面來看，韓中關係上沒有達到目標。反而突出了兩國之間大國和中間強國之間的“權力非對稱關係”的一些基本屬性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