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馬航墜機事件的干預是否受歡迎是無關緊要的。由於馬航墜機事件是一次人間悲劇，它很快演變成了一場重大的國際外交危機（俄羅斯是這場危機的從矢之的）。總的來說，歐洲還是期望美國能夠出現在送別儀式的現場。
或許，我們歐洲人要開始習慣外交和軍事用語中所包含的意思，歐洲對美國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了。其實這早已有伏筆，奧巴馬首次競選總統時的口號是“是的，我們可以！（Yes, we can！）”，或許有一天，在這個口號中要加上一句“不需要歐洲”，變成“是的，不需要歐洲，我們可以！”。
奧巴馬出生在二戰之後，在亞洲和太平洋美國生活過一段時間，他對歐洲大陸沒有多大眷戀之情，一直以來，奧巴馬都向一個後大西洋主義（大西洋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和英國推行的基本外交安全政策。它強調北美和西歐國家在軍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團結與合作，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保證和對抗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條件）的美國外交政策進發。奧巴馬所謂的“重返亞洲”戰略證明了這一點——美國把把外交官派遣到歐洲只不過是想掩人耳目，試圖說明“重返亞洲”更多的是一種“再平衡”，在這個“再平衡”戰略之中，歐洲仍然占有重要位置。
對於那些批評他後大西洋主義觀點的世界領導人，奧巴馬明確表示出了不悅，但他的後大西洋主義觀點值得在其它地方得到更多認可。俄羅斯和法國以不同的方式宣稱要建立一個“多極”世界。好吧，這可能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境況。
俄羅斯非法吞並我克里米亞的行為被批評為是歐洲自1945年以來第一次被強制改變邊界，在這之後，美國出現在了擔驚受怕的波蘭和波羅的海諸國。美國時不時提供一些導彈防禦和特種部隊方面的援助，但是在經濟和人事方面的承諾卻少之又少。
這些訊息告訴我們，如果歐洲想要和平和安全，那麼它就得靠自己。當危機來臨的時候，我們不能寄希望於美國駕車前來營救，更不能寄希望於一個聯合坦克軍來援救有分歧的我們。2011年對利比亞的干涉可能是美國最後一次幫助我們走出困境了，就像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可能是歐洲人最後願意加入的美國軍事冒險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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