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建立動力生成機制。和平發展的動力既可以是內生的，也可以外生的。我們需要大力挖掘兩岸各自內部、兩岸之間的內在動力需求，培養符合兩岸實際與民眾需求的動力生成機制。當前特別要抓住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建設對於兩岸自貿區交流合作、對接雙贏的需求，用足用好台灣因加入“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所醞釀的對於兩岸和平發展的內左需求。我們應重視並抓住大陸擴大改革、實現“中國夢”對兩岸關係所生成的重大推動力。我們也需要善於捕捉來自國際的外部動力，不放棄美國戰略再平衡對於台海穩定、和平發展的需求，主動尋求亞太各國、特別是東盟、周邊各國對於台海穩定的需求，轉化為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
二是建立風險防範機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面臨的風險時刻存在，而且隨著民進黨卷土重來的可能性而有所上升。風險來自多個方面，包括“台獨”勢力鋌而走險、民進黨的“逢中必反”、兩岸國際場合衝突、兩岸東海、南海軍事衝突、兩岸政治摩擦、台灣“公民運動”、兩岸民眾之間的突發衝突事件，等等。風險是可預警、可控的，關鍵如何預警防範，化危機為轉機，化風險為機遇。我們需要對兩岸風險進行分級處理，按照緊急程度、危害程度設立紅、黃、藍不同的風險等級，進行分類因應處理。設計為應急方案，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因應，將危害降到最低。
三是建立利益調節機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為主流民意，台灣民眾對此高度期待，希望共同參與、共同分享和平發展。但由於歷史與現實政治的種種原因，兩岸和平紅利的利益分配機制既不健全，也不成熟，存在一些失衡現象，引起島內“圖利財團”、國共“高層、權貴壟斷”的批評聲浪，甚至將台灣南北差距、貧富分化歸因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了爭取民心，必須以我為主，建立利益分配調節機制，體現公平正義、關懷弱勢的原則，將更多“和平紅利”導向普通台灣民眾分享。利益調節主要靠政策，也需要兩岸之間密切溝通協調。政策向“三中一青”（中南部、中低階層、中小企業及青年）傾斜，更好地照顧弱勢群體、基層民眾與青少年。可透過農漁產品採購、釋放陸客、區域或村裡的對口援助、提供教育獎勵基金、創業獎勵基金、就業輔導基金、失業救助基金、送溫暖工程等進行利益調節，讓更多台灣同胞分享和平紅利，找到機會，看到希望。
建立兩岸社會互信機制
倪永傑稱，加快兩岸一體化進程，主要是兩岸經濟一體化與兩岸社會一體化，隨著兩岸關係邁向深水區，後者越發顯得重要。反服貿風波的原因之一在於兩岸社會的差異性。台灣已進入後現代社會，除了經濟發展之外，人們更為重視人性關懷、生活方式，追求安逸、寧靜、品味的“小清新”、“小確幸”生活。這與大陸追求經濟發展、大幹快上的風格存在較大差異。因此，當陸客、陸生、陸資、陸配、陸媒大舉入島之際，當大陸“硬道理”碰上台灣“小清新”，台灣民眾產生一種空間與心理的壓迫感，擔心大陸人搶了他們的飯碗、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無法選擇未來，失去尊嚴，台灣喪失“主體性”。因此，兩岸愈交流，台灣民眾愈疏離；兩岸依存度愈高，台灣民眾愈沒有安全感。台灣社會彌漫著濃厚的“怨中”、“恐中”、“反中”的氣氛，對大陸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希望賺錢但要求保持台灣的“主體性”。同時，台灣民間社會向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各種民間反抗運動如環保、反核運動風起雲湧。近年來台灣陸續爆發一系列所謂“公民運動”，如“公民1985行動聯盟”、反“國光石化”、“大埔拆遷案”、“文林苑拆遷案”等。台灣社會持續動蕩、緊張造成兩岸關係推進困難，一度受挫。在此情況下，如何加快兩岸社會一體化進程，加強兩岸社會對接互動，建立兩岸社會全面融合機制，更值得深思。建立兩岸各類社會團體、民間機構之間的交流平台，增強兩岸社會民間互信。關鍵是提高兩岸交流質量，展示大陸文明、優勢的那一面，而非粗暴無禮、不文明，增強大陸社會、大陸體制、大陸人民對於台灣民眾的吸引力、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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