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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一鳴（中評社 段曉魯攝） |
現在土地房屋問題越來越成為一個限制香港發展的重要因素。由於土地供應緊張，樓價不斷上漲，市民居住環境差，開個店、租個寫字樓，租金愈來愈貴，而打工仔們很大的一部分收入都拿來供樓和付租金，於是就成為了一個制約香港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制約普通市民改善生活質量的最重要問題，中央領導人早前也公開表示，希望香港的住房問題能開始解決。房屋和土地問題牽扯到方方面面，非常複雜。梁振英任內高舉土地大旗努力覓地，林鄭月娥上任以後就搞了一場土地大辯論。但事實上，地就擺在那兒，郊野公園土地、荒廢農地、棕地，以及舊工廠大廈等等，但林鄭選擇“明日大嶼”填海造地，並不是說填海不行，而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中評社記者：您認為，當前解決香港住房問題存在的主要制約性障礙有哪些？
郭一鳴：目前制約香港住房問題解決的制約性障礙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法律障礙。關於4.4萬多公頃、佔全港土地面積約四成的郊野公園問題，社會上已經有很多討論。因為有1976年生效的《郊野公園條例》，這些土地要變更必須通過立法會修例，回歸後很多問題都卡在立法會，但今天已經不存在這個問題，要突破法律障礙的難度並不大。劃出小部分郊野公園邊陲土地加以規劃興建公營房屋，改善基層市民居住條件，不會對現有郊野公園布局和功能造成很多影響，我相信現在的立法會應該不會反對。現在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是否想在郊野公園的土地上建房子，以及建多少房子。此外，香港還有大量荒廢的農地，以及大量棕地和限制建設的丁屋用地，當然，很多土地不在政府手上，不容易處理，但不等於不能處理。
第二，制度性障礙。目前香港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限制是阻礙土地供應和建樓速度的一個因素。據媒體報道，從生地到熟地再到建樓最長要達到14年，這個過程比過去港英年代要長很多。有一些樓宇項目要進行舊區改造或申請改變用途等，需時7-8年，比回歸前長大約一倍，不知道是何原因。曾經聽做房地產朋友說，對比在香港和內地做房地產經驗，感覺在申請辦理程序方面，香港明顯要繁瑣很多。事實上，林鄭7月15日在立法會上也談到了要加快高層督導，決不允許“政出多門”，同時要簡化發展流程，以及檢視提升市區重建的方法。
第三，香港政府官僚文化的障礙。政府的辦事文化就是盡量避免做錯事，在現在體制下，不作為或慢作為，只要不出錯、不違反程序就不會被追究。因此部分公務員形成少做少錯、慢做不錯的文化。這種文化導致香港今時今日不少民生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處理，愈積愈多，例如土地供應房屋建設問題，公屋輪候時間愈來愈長。私樓面積愈建愈小，特區政府應該與時俱進進行改革，透過機制改變不作為文化。
香港不存在沒有土地問題，從宏觀比較來看，深圳特區建設40年差不多開發了將近九成的土地，而香港開埠一百多年歷史卻還有近八成土地沒有開發。從好的方面來說，香港土地開發更加有節制，從不好的方面來說，這是過於保守的表現。特首日前說已經找到了香港未來30年建房所需要的土地，但未見公布詳細資料，即便土地有了，解決的途徑和辦法也擺在這裡，要如何把這些土地變成房屋？必須讓民眾看到希望，比如可以讓輪候公屋的市民縮短一點時間，讓收入偏低的年輕人有上樓的機會。不管是等一年、三年還是五年，至少政府要提出一個讓大家看得到希望的願景。如果今年10月特首施政報告還無法就解決房屋問題拿出一個有突破性的方案，肯定會令廣大市民失望，也會令中央失望，總之兩邊都無法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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