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27日電／筆者所供職機構在過去半年多曾接待過20多個國內智庫研究的調研團，其中不少是大學的研究機構。被問及最多的問題是如何激勵中國學者，尤其是如何讓高校老師更多1投入到目前的智庫建設中去。應該說，這個問題相當重要。目前國內約有50萬名社會科學的專業研究人員，其中80%以上都集中在高校。因此，如何通過機制建設，引導高校老師尤其是社科人文類的研究者成為智庫學者，的確觸及到了當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實質。
當下的激勵方式有偏失
目前不少智庫都在改革激勵方式。據筆者所知，其中采取或將要采取的激勵方式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將研究者的報告或內參成果與高層領導人的批示掛鈎，內參文章的評價方式，則參照相應的學術期刊論文等級。比如，一次政治局常委的批示，有的智庫獎勵標准高達5萬元以上，等同於在權威學術期刊上發表一篇重磅學術文章。
筆者在過往一篇題為《讓社會資金更多地投入中國智庫》的專欄文章中談到，中國智庫學者的收入偏低。從這個角度看，這種激勵方式的確是出於傳統學者的實際利益和時間分配的考慮，希望通過增加研究人員的福利待遇，以及部分減輕學術論文的壓力，換得學者對智庫尤其是內參寫作工作的重視與投入。從社會效應看，一篇高層領導的批示所產生的影響力是非同小可的，至少不亞於普通的學術文章。
然而，從筆者對智庫尤其是高校智庫的調研，以及與一些決策者交談中所獲取的信息看，類似激勵方式的爭議性相當大，從長遠看，也未必真的有助於智庫建設。
從學術的本意看，將2000－3000字左右的內參報告與上萬字的學術論文相提并論和參照，會使得一部分甘於寂寞、長期坐冷板凳的學者（尤其是那些研究領域為考古、歷史、文學、哲學和社會等偏人文、偏理論類的專業學者）內心產生一些異樣情緒。這種參照方式不一定會促使更多的人潛心調研問題，進而寫出扎實的研究報告，反而有可能助長本身早已浮躁化的高校學術氛圍。
更糟糕的是，將研究報告的真實價值系於決策者筆頭的量化批示，有違研究行業本身的初衷與本質，導致研究價值與品質的功利化，可能產生研究者與領導人尤其是領導身邊人之間的關系曖昧，甚至是權力尋租。久而久之，作為決策者的領導人本身，也會對自己的簽字劃圈產生忌諱感，反而無助於決策的高效與對研究成果的重視和推廣。
希望通過物質激勵，讓更多的社會科學學者去從事智庫類、現實問題類的課題研究，初衷是好的，但真正能够寫出好的智庫報告，對決策者起到有效參考作用的學者，肯定是少數。優秀的智庫學者，需要有扎實的研究功底、較高的智商與情商、對社會現實的敏感度，以及濃厚的家國情懷。具備這些品質的學者，在任何時候、任何國家都是鳳毛麟角，不是僅僅靠金錢和論文職稱激勵就能推動與萌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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