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和《不當黨產條例》是民進黨上台後進行所謂“改革”的重戲，其核心在於從政治上和經濟上給國民黨予沉重打擊，使國民黨處於毫無還手之力的境地，這樣即使民進黨執政狀況不好，也能輕鬆贏得選舉，繼續執政。隨著這些“改革”措施的實施，民進黨確實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一度使國民黨陷入困境，但其具體手法及在某些民進黨人手裡的具體操作上，給台灣社會造成政治報復和意識形態暴力的感受，導致相當部分民眾的反感，反而同情國民黨，並因為“欺人太甚”而嚴重刺激了藍營支持者的神經，極大地激發藍營支持者的政治激情，成為國民黨從低迷狀態中走出來的“激素”，其催票作用十分顯著；另一方面，這些所謂轉型正義的舉措，雖然確實重傷了國民黨，但這種傷害主要是集中在國民黨的中央層級，而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和基層組織卻仍然具有較大的活力，在這次選舉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衝鋒陷陣作用，這是民進黨所沒有想到的。
造成這些“改革”政策選舉效應的失算，從分析方法上說是因為有兩個明顯的特點（缺陷），一是民進黨雖然精於政治算計，但只注重顯性的選票數量，而忽略複雜因數影響下的隱性損失；二是過分看重意識形態的積極作用，忽視現實的經濟利益等實用主義因素的影響作用，也就是似乎台灣民眾關注所謂的“正義”“平等”勝於關注自身的經濟利益，其實不然。
第二，選舉之初的過分自信與後期的應對不當。
選舉初期，民進黨相當自信，除了有2014、2016選舉優勢的慣性感受外，在黨內初選的整合過程中比較順利地解決了黨內的一些矛盾，對全黨團結充滿信心，加上自認為是最會選舉的政黨，所以滿不在乎。應該說，民進黨也不是盲目的自信，因為他們是做了大量的民調和研究的，這些民調研究顯示民進黨在多數縣市還是處於領先地位的，而有些縣市優勢則十分明顯，可以說是具有絕對的優勢的，故而有了自信。高雄的選舉曾被認為是躺著選都能贏的，所以高雄的民進黨黨內初選競爭十分激烈，蔡英文執意推陳其邁，因為陳是英派收編的幹將，但在高雄參與初選的一幹人選中，陳其邁顯然不是最強棒，但蔡還是通過各種方式極力說服陳菊、謝長廷出面勸阻各自的子弟兵，成功地將陳其邁推上前線。本以為可以輕鬆勝選，誰也沒有想到在高雄會“莫名其妙”地刮起強勁的“韓流”；由於輕敵，剛開始民進黨並沒有注意去認真應對，當“韓流”“空軍”影響迅速擴大時，民進黨競選團隊還一直在說，這是因為韓國瑜有大陸網軍的支持造成的假象，當選舉形勢開始發生明顯變化時，民進黨依然過分相信自己的民調，批評其它民調低估至少10-20%，擺出一副不屑的姿態，等到發現情況不妙時，為時已晚，儘管竭盡全力，幾乎所有黨內巨頭都輪番去高雄為陳其邁站台，其中陳菊更是不辭勞苦，多次站台，還集中了民進黨的幾乎所有選舉專家、民調專家進駐高雄，出謀劃策，大造聲勢，也組織了號稱二十萬人的造勢大會，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作用，但也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扭轉頽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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