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芸芸表示，父親在1974年對大陸農工業經濟發展的預測，無疑地是過份樂觀的，而這份樂觀的展望所反映的可能更多是他自己的夢想，夢想一個國力強盛的國家，以擺脫生活在殖民地或是戒嚴體制下的鬱抑。而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社會主義改造所抱持的好感，雖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可以說是他在美國受到當時重新認識中國的熱潮的洗禮，但更根本的是，他對一個公平而且能夠伸張正義的社會的嚮往，期待一個‘服務人民’的政權與‘天下為公’的社會。因此他相信，人類社會的改革首先必須解決貧富懸隔與特權階級的問題，社會才得安寧世界才能和平。
“關於後者－台灣之將來出路問題，顯然是父親多年的疑慮，做為一個台灣人他在感情上‘對國民黨的憎惡愈深，寄託希望於“台獨”運動便愈熱切。’，但是在客觀國際情勢之下，依賴美日的台灣獨立運動縱使能實現，亦必‘靠日本則受日本之控制靠美國則受美國之操縱’，只能充當帝國主義的馬前卒，這是民族意識堅定並對日本殖民帝國主義有深刻認識的父親所不能接受的。”葉芸芸說，因此他的結論是台灣之將來只好和大陸人民同其運命，除此之外已無路可走。
葉芸芸提到，今年是南部噍吧哖西來庵事件的一百週年，當時只有15歲的父親，因家境困窘無力升學，在一家日本人的撞球場工作，他每天把《台灣新聞》的漢文版記事剪貼起來，對領導日據下最後一個武裝抗日事件的餘清芳和羅俊充滿同情，這或許就是他的民族意識的明芽。早在投身抗日民族運動之前，父親從在鹽埔與蔗糖會社的工作經驗，已經深刻體會殖民地人民受盡剝削的真相，而做為矢內原忠雄撰寫《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在台灣考察時的嚮導以及學生，更是深刻認識到殖民主義的壓迫與剝削是整體性的，或許我們可以說，父親的抗日民族意識不只是一種單純的原鄉情懷，還有更多來自真實生活中的體驗與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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