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遠表示，另一方面，日本對於介入台海問題也是做了相應準備的。首先，在強化自身軍事能力和部署調整方面，近年連年增加軍費，軍事重心進一步向西南方向集中和集約化，推進靠近台灣的島嶼軍事要塞化等。其次，在理念上，強調“先發制人”並將其化為政策實踐，即發展進攻性武器，如水面作戰平台的航母化，計劃部署1000枚導彈等等；第三，在法律層面，與2014年解禁集體自衛權相配合，2015年日本國會通過了包括《武力攻擊存立危機事態法》、《重要影響事態安全確保法》、《美軍行動關聯措施法》等計兩大類共11個法律文件的所謂“新安保法”。第四，圍繞台海問題日美深化軍事合作，2014年日本政府以內閣決議方式解禁集體自衛權，為深化日美軍事合作解套；近年日美兩國還公開將台海問題正式列入“共同戰略目標”，並根據形勢發展不斷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借以推進平時聯合演練和戰時無縫銜接；高頻密舉行以台海為指向的雙邊以及與盟國間的多邊聯合軍演，從情報收集、後勤補給到聯合作戰，形成了多維度、一體化、機制化形態。第五，輿論準備，如2021年日本副首相兼財務金融大臣麻生太郎聲稱，如果台灣遭到攻擊，日本政府將認定這是“存亡危機事態”，有可能行使集體自衛權，與美國共同保衛台灣；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也聲稱“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等，意在“先聲奪人”。此外，日本還以“黨際”或“議會”名義，公開與台灣民進黨等直接進行所謂“外交安全對話”，至於水面下日台間的安保互動，媒體也多有披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