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認為藉由七警案，會逐漸影響到香港司法制度如何篩選法官，如何降低外國法官的比例，以及更好的使香港法官全面平衡把握香港《基本法》當中的秩序，更是香港司法制度改革的一個契機，表明外籍法官不能夠勝任回歸20年之後，香港《基本法》實施的責任。
“在司法任命機制上，要突出政治機構的判斷和審核，尤其是特首與立法會。”田飛龍坦言，任何國家的法官任命，必須是由總統提名，這也有利於法官就任之後工作的開展。因此在法官任命上，政治機構要加強對法官的把關。
田飛龍說到，公眾亦有權利去監督和批評法官的判決，這與藐視法庭並不相關。“司法要監督公權力，那麼公眾也有權利去監督司法。”
田飛龍表示，七警案必然會導致公眾對香港司法信心的下跌，公眾會認為該判決是变相鼓勵社會運動，導致激進分子无需承擔法律責任，警隊也不敢進行鎮壓。“誰使用暴力就會被重判，而混亂的現場，警隊不可能提前有統一的規定，只有靠臨場決斷，而這時候法官的判決過分干預了警隊的臨場判斷權，以及不能夠理解社會運動當中，應急的警察執法與常態個案的警察執法的差別。田飛龍認為，社會運動當中的警察執法，應該更加注意尊重和保障警察的判斷權，這也是國際警察權的一種慣例。
田飛龍最後強調，香港普通法及其司法制度的國家法屬性及其保障機制問題，是香港基本法秩序構造的初始缺陷，也是回歸“面子工程”、帝國式粗放治理美學及對法治高度陌生的體現，需要在回歸20年之後的基本法“二期工程”中嚴肅反思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