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既有理想主義 又有實用主義
他介紹，2003年“反對23條立法”的香港50萬人大遊行後，中央領導對“一國兩制”的實施提出了“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的認識，這表明我們的領導者對於“一國兩制”認識的深化。他認為，這些事件提醒他們，“一國兩制”遠不如我們設想的理想程度，實際情況比我們想的複雜的多。
饒戈平表示，“一國兩制”是我們國家處理歷史遺留的領土問題的政策，它從構想到國策，再到被寫入法律，希望通過這種政策能達到兩個方面效果：第一，在解決方式上應該符合國家最大的利益， “一國兩制”首先是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用和平方式來解決統一問題和領土歷史遺留問題。第二，在回歸後的治理方式上體現在憲法31條的規定，可以實現與國家主體不一樣的制度。一國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強調國家主權的原則，強調統一的中國，強調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兩制是強調兩種不同的制度能夠和平的存在和發展。
“讓冷戰時期鬥了五十多年兩種制度變成和平共處，鄧小平說我們把國際法中的和平共處原則用在國內，這種期待和設想，是當時解決問題最現實最明智的政治選擇，我覺得這個結論還是成立的”，饒戈平認為，因為這種處理是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最大化，既帶有實用主義色彩，也帶理想主義的色彩。
回歸後治港 對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預計不足
他認為，老一輩領導人希望在他們有生之年把失地收回來，所以用這個方針收回失地，對於回歸以後如何治理，他們的大致的設想就體現在《基本法》上，“你們按照我設想的、安排的往下做就行了”。但他指出，從現在看來，我們對於回歸以後產生的問題預計不足，對於“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結構性矛盾，以及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是認識不足的。他舉例，回歸以後全國各地有很多研究港澳的機構都受命撤銷、合併了，感覺香港回歸了“一國兩制”似乎大功告成了，香港就讓它自己去管就行了，似乎看不到國家的作用，讓香港自行去管理。
“香港一夜之間換了一面旗幟，他就認同這個國家了嗎？”，饒戈平指出，回歸後對這些問題似乎都沒有做非常明晰的考慮，故他認為，在中央的工作中如何全面準確的正確認識“一國兩制”也存在需要改進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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