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在香港社會這個問題更大一些”，饒戈平表示，有人說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在香港是不是太偏向強調後兩句了，有些人所期待的“港人治港”似乎是一個不存在前提和基礎的“港人治港”，他們講的“高度自治”是沒有限制的的“高度自治”。他認為，泛民的政治主張是希望能達成一個政治實體的完全自治，“就是他們的祖師爺英國人所教唆的”。他指出，彭定康任內搞“突擊民主”深深熏陶了泛民。
誤解基本法 忽略中央對特首任命權
此外，關於“一國兩制”下中央的權力，饒戈平指出，香港社會有人理解，中央的權力只限於外交和國防，“剩下來”都是我們的。“有一批大律師，有一些法律學者，談到香港和中央權力的關係的時候，甚至把聯邦性的剩餘權力理論運用到香港，以為基本法不加以禁止的都是我們所認可的”，而事實上《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用列舉的方式闡明香港在哪些問題上面擁有自治權。因此，在這樣的誤解下，他們忽略了中央對特首的任命權。
他介紹，針對殖民時期港督是由英國委派的情況，為了體現高度自治，《基本法》規定中央不派人治理香港，允許香港領導者從本地產生。但他強調，這其中有一個中央任命的過程，所以香港特首選舉是中央任命與地方選舉相結合的，這個模式包括了普選的模式。“這一點被認為是違反中央的承諾，違反所謂國際標準，這個是完全媒體所宣傳的結果”，他說。
而在更深層次，饒戈平分析，在香港社會和政治生態並沒有因為回歸而產生根本性的變化。他指出，香港社會結構、人口構成基本上是維持現狀，法律制度也基本保持下來，我們沒有及時進行國民教育和去殖民化教育，特區政府既沒有意識也沒有能力處理，因而中央在落實對香港的管治上留下了很多的漏洞。他表示，各方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之間存在差距、“一國兩制”的原意與其實施情況之間也存在差距，而這種差距到最後形成了某種對立，香港社會歷史上存在的“反共拒中”傾向並沒有因為回歸而得到根本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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