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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田飛龍（中評社 蔣婷攝） |
田飛龍表示，“一國兩制”長期堅持，香港的新秩序和新發展是關鍵的檢驗指標。“一國兩制”制度充滿了實驗特徵，是覆蓋港澳台的一場偉大的制度實驗。中國共產黨敢於進行這樣一場跨世紀的具有一定的制度風險性的實驗，證明了其自身的哲學自信和實踐理性。這種實踐理性在於一種大歷史觀，即世界體系的大歷史觀，只要歷史的時間線拉得足夠長，只要和平發展的空間充沛，那麼社會主義主體制度的優越性將充分展現。這種優越性不僅是生產力，也是人文主義的、制度文明的。社會主義主體制度的優越性還表現為，與社會主義進行良性互動時資本主義將從中受益，但是與社會主義進行冷戰和對抗的資本主義將加快衰落。
田飛龍說，香港是中西文明競爭與制度博弈的最典型的場域。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使香港基層政治風險暴露，本土主義與外部干預的叠加風險甚至擴展，這些事件從客觀上提出了一國兩制重大制度建設的全新命題。這些重大制度建設不是香港法律的小修小補，也不是依據基本法程序的個別條款的釋法以及應急式的回應或者決定，它是一國兩制法律體系與制度體系的重心確認和安全框架的構造。
田飛龍表示，香港國安法是香港法治體系的最大增量，也是最大變量，香港基本法以自由為本位，香港國安法以安全為本位。二者叠加才是一國兩制真正均衡又可持續的法庭秩序，但問題是香港自由之法行之已久，安全之法姗姗來遲，二者之間如何適配？如何在香港社會香港司法範疇有機融合，是香港法治發展史上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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