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弘毅表示，普通法不但因應香港回歸後的情況作出適應化，而且與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也形成了有機的結合。這樣的情況可見於香港司法機關在處理國安法的案件的過程中，廣泛使用普通法的概念和引用普通法(包括英國法院)的判例。舉例來說，國安法規定組織和實施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政權是刑事罪行，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和進行顛覆也是刑事罪行。但國安法沒有關於串謀分裂國家或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規定，串謀是普通法的概念，在國安法中沒有直接規定，但在香港的檢控和司法的實踐中，有些被告人被控以串謀分裂國家或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這便是普通法與國安法的結合使用的例子。此外，在有些關於國安法的重要判決中，香港法院也相當倚重英國法院的普通法判例。例如，在2021年7月判決的《唐英傑案》，法院引用了普通法(尤其是英國法院)的判例來解釋國安法中“煽動”的定義。此外，在另一項涉及唐英傑的判決，法院參考了英國法院的判例，從而決定律政司可全權決定被告人是否應在高院由一名法院會同陪審團審判還是只是由三位法官審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