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謙 （台灣 愛丁堡大學當代史項目研究生 ）
坑灰未冷，棋局已殘。台灣“反服貿”發展至今，已進入後半場的冷凝期。不論是當局者、運動者或主場被占據的台灣“立委”們，都在試探可行的退場條件。學生和在野黨方面，已將訴求逐漸聚焦到未來兩岸的各項協商監督機制均須由立法權訂定專法這一點上；而國民黨方面也做出較大的讓步，同意將服貿法案的審議進程由原先主張的“已完成審議、徑送院會存查”，退回朝野聯席審查的“委員會”內重新逐條審議，但要求民進黨不得再阻撓議事。至於馬英九本人，更已允諾將在不設前提的條件下，邀請抗爭學生代表入府對談，身段明顯較前一階段更為柔化。
在此過程中，自始保持低調、但卻又是台灣內部爭辯焦點的中國大陸，宛如一個“不在場的當事方”，僅在事件爆發後的第九天，於國台辦的例行記者會上透過該辦發言人，以“不願意看到兩岸經濟合作的進程被幹擾”、且大陸方面已經在協議中“做了我們該做的事情”等表述，委婉表達了不樂見“服貿協議”被台灣方面要求“重啓談判”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對於一星期以來，事件在台灣社會所掀動的關於“服貿”利弊的大討論，及警方驅離部分群衆衝擊台灣行政中樞時所造成的流血衝突，大陸目前都未予具體評論，只以“台灣社會上的一些疑慮是不存在的”的口徑，反駁了若幹在“反服貿”宣傳戰中，顯然過於誇張、失實的聳言危聽。
而在目前對“反服貿”成篇累牘的觀察、分析與評述中，不論是來自海峽兩岸的哪方面聲音，都較少人以大陸當局的角度，申述、推斷其將如何理解，或是可以如何來處理“反服貿”風波後的剩餘局面，以讓這場并未翻桌、但棋路出現混亂的對弈走下去。若我們嘗試將角色置換、設身處地地進行討論，大陸當局究竟可如何應對“反服貿”之後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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