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政治、法律、道德三個方面再清楚地分辨“日治”、“日殖”還是“日據”三個簡稱用語的差別：“日治”是指“日本統治”，表示其統治有政治上與法律上的正當性。“日殖”指“日本殖民統治”，殖民行為在道德上有問題，但是有法律及政治上的正當性。“日據”是指“日本占據下的殖民統治”，指其殖民行為無道德、政治、法律上的正當性。1952年的《中日和約》，確定了《馬關條約》不具有政治、法律、道德上的正當性。
《馬關條約》簽署後的五十年殖民統治，在台灣先烈眼中一定是“日據”，因此他們以鮮血抵抗日本的殖民統治，他們希望再回到“祖國”；在當時清廷的眼中，是“日殖”，台灣被迫割讓而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清廷在法律上被迫接受這個事實。這五十年在當時的日本表述中是“日治”，即台灣已經是日本的一部分，但是在心態與作為上，卻把台灣視為次於日本地位的“日殖”。
我們可以了解台灣一些人為了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為了建構台灣獨立的歷史史觀、國族認同，而將“日據時期的殖民統治”稱之為“日治”。我不禁要問，有必要用跟從日本，貶低台灣先烈，刻意忽視條約事實的方法來處理嗎？當日本在《中日和約》中都已經接受日本殖民統治是不正當時，台灣還要堅持使用“日治”嗎？
1995年，有若干主張台灣獨立人士在台北舉辦遊行，紀念與慶祝《馬關條約》之簽定及台灣脫離中國一百週年，認為這是台灣歷史發展的契機。我不知道這一群人，今年是否還會聚集慶祝。在120年後的今天，我們反思《馬關條約》，是否可以擺脫個人政治目的的需要，將其還原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及日本政府在1952年透過《中日和約》共同確認《馬關條約》是不正當的的共同認知吧！
14日參與論壇的學者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泉忠主談“《馬關條約》與釣魚台主權爭議之由來暨對琉球社會的影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主任王文隆主談 “《馬關條約》與孫中山革命”。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暨研發長謝大寧主談“《馬關條約》與中國現代化”。前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黃秀政主談“《馬關條約》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台灣國際法學會執行長李明峻主談“《馬關條約》與國際干預。”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兼副國際教育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主談“《馬關條約》對日本社會的影響”。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博士後研究員董思齊主談“《馬關條約》對韓半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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