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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大歷史觀與習氏台灣史觀
http://www.CRNTT.com   2019-01-26 00:08:42


 
  第四,台灣同胞的歷史遭遇與大陸有不同之處,需要理解與尊重。習近平這樣說:台灣同胞因自己的歷史遭遇和社會環境,有著特定的心態。我們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心情。熨平心理創傷需要親情,解決現實問題需要真情,我們有耐心,但更有信心。親情不僅能療傷止痛、化解心結,而且能實現心靈契合。習近平還強調說:我知道,台灣同胞因自己的歷史遭遇和社會環境,有著自己特定的心態,包括特殊的歷史悲情心結,有著強烈的當家做主“出頭天”的意識,珍視台灣現行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希望過上安寧幸福的生活。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我們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心情。

  兩岸很多專家學者說過,台灣人要走出歷史悲情,才能正確面對歷史、面對大陸、面對未來。關鍵的問題是要辨識歷史悲情何在、是何?習近平認爲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是台灣悲情的歷史源頭,這就是大歷史觀。現在,台灣主張分離主義的政黨美化日本殖民時期,把台灣的悲情源頭僅僅直指向國民黨時期的“2·28事件”、指向所謂的“省籍矛盾”,則是歷史虛無主義作祟。歷史虛無主義強調個體性叙事,通過對個案的展示,用個體歷史的細節研究來演繹整體歷史,歷史虛無主義的定義是:其根本就是歷史唯心主義。

  第五,不要忘記台灣的歷史,但要以歷史為教訓,兩岸共同創造中華民族復興的新時代。習近平對台灣同胞說:“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對歷史留給台灣同胞的傷痛,我們感同身受,因為這是中華兒女心頭共同的創傷。把民族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做一個走到哪里都受到尊敬的堂堂中國人,是近代以來中華兒女為之奮鬥的目標。我們有志一同。”

  台灣的歷史與大陸相同相通,台灣的未來與兩岸關係的未來、祖國大陸的未來緊緊相連,這就是習近平大歷史觀的體現。

  習近平的台灣歷史觀具有這樣的特點與作用:

  第一,解決了必須堅持和平統一大政方針的歷史觀。

  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是中共數十年來堅持不動搖的。但在過去,對台灣的所有方針政策均由政黨政府決定,民意少有參與。然而在今天,形勢完全變化,台灣問題已經成為全民關注、全民參與的極其重要的社會熱點問題。中共的對台方針政策必須順應民意,也需要影響民意。所以,過去的衹要政黨政府作出政策決定即可執行的方式方法顯然不適合今天的形勢了,需要通過科學的論述在民意的基礎上加以充實。通過習近平的台灣歷史觀的構建,可以讓兩岸同胞理解歷史,認識彼此,找到出路,從而堅信和平統一的可行與可貴!沒有大歷史觀,就不可能鞏固與凝聚兩岸的和平統一的最大民意基礎。

  第二,為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的兩岸完全統一奠定了歷史觀。

  習近平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正確對待與認識歷史至為重要。兩岸完全統一,不僅是形式的,更重要是做到兩岸一家親、心靈契合,這是習近平提出的最高要求。然而,兩岸之間沒有統一的正確的歷史觀,就沒有能夠掌握規律、指導未來的大歷史觀,與歷史切割,或者錯誤地認知歷史,兩岸關係就容易被誤導、被扭曲,兩岸同胞就不可能真正地做到心靈契合,兩岸一家親也就無從談起。解決台灣問題,動在當下,重在未來,不忘歷史才能開闢未來。錯誤的史觀,必然導致錯亂的思考,最後形成錯估形勢的政策。這就是不清醒的認識,是對歷史的輕薄。

  第三,把握歷史的脈動是為了台灣的美好未來與兩岸同胞的美好未來。

  習近平的台灣歷史觀當然是大歷史觀,熟知台灣歷史,目的是要與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兩岸和平統一聯繫在一起。習近平說,“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任意選擇。”習近平在論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的時候說:“事實證明,這是一條有利於兩岸同胞團結奮鬥、實現互利雙贏的正確道路。衹要兩岸同胞沿著這條道路堅定走下去,就一定可以撫平歷史造成的心理創傷,為民族復興凝聚起強大力量、開創出美好未來。”

  如果衹停留在歷史的創傷上,拘泥於過去,走不出來,甚至做出與未來脫節的判斷,這就不是大歷史觀,而是有害兩岸關係發展的僵化史觀。

  習氏台灣史觀,是指導兩岸共同史觀、正確史觀、發展史觀得以確立的至為重要的大歷史觀。習氏台灣史觀,在處理台灣問題方面具有現實意義與重要的價值。

  三、“台獨史觀”的形成與危害實質

  “台獨史觀”是什麼?台灣知名兩岸關係研究學者楊開煌教授認為,“台獨史觀”就是指那種企圖以台灣的史料來證明台灣不屬於中國,以便為“台獨”政治主張尋找證據和歷史“合法性”的一種解釋台灣歷史的觀點。

  第一,台灣史觀的演變。在討論“台獨史觀”之前,首先應該回顧台灣的歷史觀演變過程。台灣的歷史觀演變過程大約經歷了如下階段:

  1,蔣介石與蔣經國執政時代,即從1949年到1987年,台灣的歷史教育是中國史與外國史或世界史兩個基本架構。台灣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沒有獨立的台灣史。台灣的史觀當然是以傳統的“中國意識”為主導。兩蔣時代,反對“台獨”是不容置疑的,在文化上反“台獨”更是無所不用其極。中共對於蔣介石的正面評價,除了領導抗日戰爭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高度評價他的反台獨言行。這一時期,對於兩蔣的中國史觀,中共是放心的、信任的,所以一度也把解決台灣問題的希望,寄托在兩蔣的執政當局上。

  兩蔣執政時期,台灣史觀就是中國史觀。

  2,1988年至1999年李登輝執政時期,是催生與構建“台獨史觀”的時期、著力摧毀台灣所具有傳統中國史觀的時期。1994年3月間,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無視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文化和血緣的聯繫,把台灣稱作“無主之地”、“化外之地”,國民黨政權是“外來政權”,自稱摩西,要率領民眾建立“台灣人的國家”。這是李登輝“台獨史觀”的大暴露。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廣播公司採訪時,就兩岸關係發表了一段令世界震驚的談話。李登輝以“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把兩岸關係定位於國家與國家之間。至此,李登輝已經成為台獨的同路人甚至是引路人。這一時期,是“台獨史觀”無所顧忌、泛濫成災的時期。

  對於李登輝的“台獨史觀”,大陸進行了強力的批判,並且做出了定性。國務院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曾指出:李登輝近期的一系列言行充分暴露了他錯亂的歷史觀、可恥的殖民奴化心態以及頑固堅持“台獨”主張、破壞兩岸關係發展、離間兩岸同胞感情的險惡用心,已經引起了兩岸同胞的強烈憤慨。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出賣民族利益者絕無好下場,終究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⑥

  3,2000年陳水扁與民進黨執政,“台獨”勢力利用執政資源徹底實施“去中國化”政策,竭力清除中國史觀。李登輝被“獨派”稱為“台灣之父”,陳水扁則被“獨派”稱為“台灣之子”,陳水扁是一個意志堅定的台獨分子。2003年9月28日,陳水扁在民進黨17周年黨慶晚會上第一次亮出“台獨”時間表,聲稱要在2004年“完成歷史性首次‘公投’”,在2006年“催生台灣新憲法”,於2007年實施“新憲法”。2004年1月1日,陳水扁在競選造勢活動中宣稱,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要讓台灣人民享有“公民投票”的基本權利,因此在3月20日“總統”選舉投票日一定會同時舉辦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的“和平公投”。2004年2月13日,陳水扁接受日本共同社專訪時稱,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依現行‘憲法'叫作‘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如要改變“現狀”,要由2300萬台灣人民“公投”決定。“憲政”改革須通過“憲改”會議凝聚共識,再交由人民來“公投”決定,這就是“制憲”。2006年2月27日,陳水扁宣布,終止“國統會”運作,終止“國統綱領”適用。

  在陳水扁執政期間,台獨主張與政府政策密切結合,互為促進,“台獨史觀”完全合法化,並進入了以“台獨史觀”來支持政黨鬥爭、政策實施的階段。

  4,2008年起馬英九與國民黨再次執政了8年,兩岸進入了和平發展時期,實現了重大的歷史突破。馬英九個人的史觀是沒有大的問題的,是具有傳統中國史觀的國民黨人。他強調,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擁有共同的血緣、歷史與文化,也都同樣尊崇孫中山先生。2015年11月7日下午,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在新加坡會面握手,習近平、馬英九先後致辭。馬英九表示,他與習近平的握手“握著兩岸的過去與未來,也握著中華民族振興的希望,深具歷史意義”。但是,要非常遺憾地指出,馬英九執政時期,並沒有對“台獨史觀”著力進行撥亂反正,而是任由“台獨史觀”發展下去,事實說明,此時的國民黨已經無心也無力、無膽制約“台獨史觀”的蔓延。

  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因為輕視與忽視,或者故意迴避,任由“台獨史觀”橫行,結果是國民黨政權最後顛覆在用“台獨史觀”為主導的分離主義思潮中。

  5,蔡英文與民進黨再次執政之後,切割傳統史觀的力度空前,從所謂的南島民族尋求台灣的歷史淵源,荒唐之至,令人瞠目結舌。蔡英文執政將會把“台獨史觀”帶到什麼樣的定位,對兩岸關係將形成什麼樣的壓力?一切尚在發展變化中,有待密切觀察。

  台灣學者潘朝陽對於台灣歷史觀的上述階段性變化有非常精煉概括的評述:日前媒體披露,十二年國教的“歷史課綱草案”,把歷史課劃分成“台灣史、東亞史、世界史”三部分。中國史因此取消,衹成為東亞史的附屬。這是極明確的“台灣共和國國史”的歷史教育。蔣時代的歷史教育,是依太史公一脈相傳下來的中國經史之教來編寫教材的。先教“本國史”,後教“世界史”。中國人須懂中國史,這是儒家教化的傳統,就是所謂“春秋之教”,習而久之就能明白何謂“華夏”、何謂“夷狄”。在此史觀之下,歷史教育一定讓受教者體察中國史的華夏意義,以及中國文明之代代相承並無斷流。因此“華夏本體”和“歷史不斷”是中國國史教育的兩大主軸。李登輝和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有謀略地將中國史視為“他者”的歷史。同心圓史觀以地理空間的形式和架構,硬生生截斷漢人歷史的實存性長河。到陳水扁時代,中學歷史課正式劃分為“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其中台灣史是以“國史”之姿,來進行“台灣民族論”的洗腦教育,其分量最重,也將文化政治生態的臍帶連上“母國日本”,故稱八田與一以及後藤新平帶給台灣現代化。而中國史則成為“外國史”,課文說“中國南宋大儒朱熹”,而不說“我國南宋大儒朱子”。蔡英文得寸進尺,歷史課綱直接去掉中國史。此後“台灣國民”將以“台灣國史”直接與東亞和世界關聯。而“在東亞的中國”,對台灣而言,衹是一種間接的消極的存在。它與台灣的關係,是依據“台灣國”的主體判斷,才會以“史料”的形式被寫進教科書中,並依據“台灣國”主體性,予以選擇性使用。⑦

  第二,“台獨史觀”的確立。“台獨史觀”林林總總,但是,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同心圓理論”。

  何為“同心圓理論”?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兼任台灣“教育部”顧問室顧問的杜正勝認為“在國民黨進行的全面中國化教育中,中國文明被塑造成世界上最高成就的文明,中國的歷史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歷史。包括語言、文學、歷史、地理等與人格成長有關的知識,都以中國為主體,官方嚴格控制;而有關台灣的部分,則被限制在最小的篇幅內,甚至被全面禁止。在養成國家公民的中小學,台灣人讀不到有系統的台灣史,也不知道自己有文學、藝術,台灣人甚至被教育去鄙視自己的信仰文化。他們瞭解中國甚至比中國人還深入,但對台灣卻一無所知;台灣人喪失其歷史記憶,也喪失自我認同。”這種歷史教育,違反了歷史的真相。他感嘆台灣“國不成國”,希望歷史教育能結合現實政治的需要,即在建立“台灣國家民族認同”的基礎上重新解釋歷史,以取代國民黨政府以前提倡的以中國歷史文化為核心價值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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