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鈞凱 台北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中國不高興》一書在今年三月出版之後，引發了一連串的討論熱潮。
這本書作者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不高興”的書名不是他們訂的，而是書商覺得這個名字很有賣點。筆者在四月一日於台灣購得此書，看完以後並不認為“中國不高興”與內容有多大的關係，反倒是其副標題“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更貼切地指出作者想傳達的意涵。以下針對幾個方面，提出筆者讀後的想法。
民族主義用意何在？
一些論者批評這本書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是“義和團”，“會帶領中國走向歧路”。關於以上的批評，筆者深深地不以為然。
以台灣過去的例子來說，一九七三年至七四年，台大校園內爆發了兩場民族主義論戰。在這兩場的座談會中，支持學生爭取校園民主的老師，多從團結與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但旋即遭到國民黨當局與所謂職業學生的反擊，為這些老師叩上“義和團”的帽子，甚至主張現代社會再也不需要“民族主義”了。
一些親西方的人經常主張我們不再需要民族主義了。但一個國家的進步，如果內部不能團結整合，又何以進步？別忘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中有一項就是“民族主義”，而且照孫中山的講法，先有了民族主義，接下來的民權與民生才可能實現。
翻開《中國不高興》，書中並沒有特別強烈的攻擊性字眼，主要論點還是從西方強權對中國的“既拉又打”，以及中國內部一些唯“美”是從的批判出發，這就是作者所謂的“內憂外患”。作者在書中從來沒有反對過民主的價值，反而提出了“對民主既沒必要紅著眼圈迷信它，也沒必要閉著眼睛否認它，而應該存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持一種為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著想的立場。”（第29頁）筆者認為這是相當中肯實在的想法。
再者，作者強調的民族主義用意何在？王小東說的很清楚，民族主義只是手段，個人的利益才是目的，這個觀點王小東在另一本著作《天命所歸是大國》也一再強調。
義和團真的那麼義和團嗎？
晚清以來，中國不斷遭受列強的蹂躪，使得中國人在近代思想中一直尋找失敗的原因，也形成了一種中國什麼都不好的心態。這一種心態在五四運動達到高峰，主張丟掉中國的一切，但我們不能忽略的是，五四運動仍深信中國未來的希望。
無論在過去的台灣或中國，一些見不得祖國發展與強大的聲音，總批評提倡民族主義與呼籲團結的人是“義和團”。不過，是到了該為義和團歷史地位平反的時候了。義和團為何而起？是中國人主動地對無辜的西方人攻擊嗎？根本不是！在那個時候，許多社會邊緣人，為了尋求庇護而成為教民，橫行霸道，而中國的官府也偏袒這些教民，讓教民“拆廟宇，毀神像，佔民墳”，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國人能不起來反抗嗎？
又有論者會說，“但義和團的手段是愚昧無知的”。筆者要指出，當時外來宗教與力量對本土社會的侵略，民眾唯有使用自己最熟悉且相信的力量來反抗，全世界的反抗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義和團對抗西方船堅砲利的方法，就是自然而然地訴諸當時所承繼的傳統文化資源，這一個觀點也呈現在美國學者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書中。連西方漢學界都開始為義和團翻案時，中國人還把義和團當成萬劫不復的罪惡。站在現代的立場，指責過去的蒙昧，又把過去的蒙昧套在當代人身上，不是很奇怪的作法嗎？
我們實在沒必要再把義和團“保家衛土”的反應看成是中國最黑暗的一面。保家衛土是人的天性，而保家衛土再發揚就成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絕對不是洪水猛獸。在《中國不高興》書中，作者引了一位八○後的女孩對民族主義的想法，說明了民族主義是“具有勇氣的思想”：
“雖然它（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都是源於對自己民族自豪的分支，但這兩個分支的方向是不一致的，民族主義強調自己民族的優秀，而不宣稱別人民族的低劣，更不會無恥地給各個種族劃分嚴格的等級。
民族主義的初衷是為了我們的兄弟姐妹能夠在世界上站穩腳跟不至於流離失所，生活愉快不至於悲苦哀愁，依靠自己不至於受人限制。
我堅持相信，民族主義是這個世界最有情感、最有勇氣的思想，並非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冷酷無情、野蠻貶義，特別是當我聽到這樣的評價出自中國人之口的時候，會倍感傷懷，他們不知道這是一種對家園、對親人最基本的情感，或許他們企圖把整個世界當作家園，把每一個人當作親人，但是這樣的結果是：國度和民族的概念依然存在，美國綠卡依然很難拿到，別人還是把你當作客人，甚至企圖把你，以及生活在非洲在黑人從‘人類’這個物種中驅趕出去，重新建立一個可能叫作‘黃禍’的物種。
而你最終在尋夢的過程中分不清回家的方向，記不起親人的面龐，你只有繼續流浪。”（第177頁）
中國的內憂是唯“美”是從
中國再怎樣的差勁，中國人無法再站起來嗎？中國人是不是有必要什麼都要唯“美”是從，然後再把中國說成一無是處。東西方的差距本來就很大，中國應該做的是拉近這樣的差距，而不是維持或加深這樣的差距，更何況差距是西方安排下的結果。
美國學者在研究第三世界國家，提出了極其模糊的“現代化理論”，以及“依賴理論”。現代化理論是一種不清楚的過程：從傳統到現代，我們不禁要問，傳統是什麼？現代又是什麼？現代化的過程是一樣嗎？西方把傳統的都視為低度發展的，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傳統的低發展的國家存在的不平等分工與剝削關係又如何解釋？
美國人喊的現代化過程，是西方世界的過程，對於東方並不是完全適用。我們有必要完全照著西方為我們規劃的路子走嗎？我們有必要把一切不一樣的聲音都視為現代化的絆腳石嗎？
中國是不是個大國？
許多中國人認為中國要低調、要韜光養晦、要虛心接受西方對中國的一切“指教”。問題是西方早就把中國當成一個大國（無論他們是認同或敵視）。就算中國還不是個大國，但中國散發出的氣息與潛力，都讓世界把中國當成大國。如果中國謙虛過度了，那就顯得太矯揉造作。
既然中國是個大國，或中國即將成為大國，中國人有必要一直否認這個現實，睜眼說瞎話嗎？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謙虛”，並沒有要否認“成功”的前提。已經“成功”了才有資格來“謙虛”。
《中國不高興》就是要中國人認清這個態勢，一切過度的做作與吹噓都是沒必要的，因此作者喊出了要“內修人權、外爭族權，建立戰略目標，塑造偉大國家”。作者從沒喊打喊殺，也沒來要中國人去侵略、攻擊哪個國家。冷戰之後，西方世界懼華與反華的心態餘留至今，他們不希望中國真的壯大，卻又不得不正視中國再站起來的事實，因此西方世界對《中國不高興》的恐懼與反彈是可以理解的。而這本書不過是談大時代下中國的大目標，有些中國人跟著西方一起不高興，是令人無法理解的。
一九九六年至今已經十三年了，何蓓琳女士在十三年前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前言”所寫的一段話，至今仍然不失其價值，也可作為筆者在讀完《中國不高興》後的心得：“美國誰也領導不了，它只能領導自己；日本誰也領導不了，它有時連自己都無法領導；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