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5日電／計劃生育工作被稱為“天下第一難事”，伴隨而來的“超生罰款”或許也是天下數一數二難算的賬。
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近日，體育明星田亮在香港生二胎一事，引發輿論關注。同時有媒體爆出，全國每年“超生罰款”金額可能超200億元，而且去向成謎。
所謂“超生罰款”，是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人群徵收的一筆款項。在1980年代初期叫超生罰款，1994年改為“計劃外生育費”。200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文統一為“社會撫養費”。2001年《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將“社會撫養費”明確規定下來。
國務院出台的《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徵收，由縣級計生部門作出書面徵收決定；縣級計生部門可以委托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作出書面徵收決定。
多年來，全國每年處罰超生人數有多少？徵收社會撫養費金額有多大？記者就此咨詢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下稱“國家計生委”），得到的答覆是：“國家規定，社會撫養費及滯納金全部上繳國庫，按照國務院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24.06萬元徵收。之後，楊支柱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一審、二審均維持海淀區計生委的決定。
“今年2月，法院通過銀行凍結了我的賬戶，4月24日把錢劃走了。”楊支柱告訴記者，法官告訴他，已經可以給小女兒上戶口了，但他至今沒有辦理，“因為心裡還是覺得不舒服。”作為一個對計劃生育政策持批判態度的學者，楊支柱不僅覺得海淀區對他按“幾乎頂格的9倍”來徵收有失公平，而且認為徵收社會撫養費本身就不合適。
根據《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對違反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按照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的3至10倍徵收。各區縣對此又有徵收細則。比如，記者查閱北京市有關區縣的社會撫養費徵收細則了解到，海淀區對此一般按照基數的7～9倍徵收。按照3～4倍或5～6倍徵收，必須符合無業、低保、嚴重殘疾等相應條件。東城區一般按照基數的6至10倍來徵收，按照3至5倍徵收的，也必須符合低保、當事人一方死亡等條件，並且提供相應證明材料。
事實上，這種“彈性”的徵收制度並不只是北京在實行。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就給予了各地“自由裁量權”：“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徵收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全國各地區，生育政策本身就不一樣，要統一很難，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也不平衡，而當時，立法比較急迫，綜合多種因素考慮，國務院作出‘授權’的決定。”深入參與《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立法工作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告訴記者。記者在公開信息中查找到的單筆社會撫養費最高金額為109.58萬元。
目前全國在對超生一個子女者徵收社會撫養費方面，大致可分為四類標準：一是在徵收基數確定的情況下，按固定的倍數徵收，如江西3.5倍，上海、河南、湖北均為3倍；二是設置一定的倍數區間，如北京3～10倍、新疆1～8倍；三是固定數額區間，如黑龍江城鎮居民3～6萬、農村居民1～3萬；四是設置下限，只規定徵收額的最低倍數或金額，如河北不低於2.5倍、山西不低於7000元等。
“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財政監督要嚴格一些。全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有的地方在徵收時就表現出很大的隨意性，出現執法不規範和‘權力尋租’。”江蘇徐州某區縣計生局工作人員劉先生說，徵收社會撫養費，有的是縣級計生部門徵收，有的是委托鄉（鎮）街道代征，不同的機關把握不統一，“彈性”較大，甚至隨意增減徵收數額，存在“關係案”、“人情案”。
“生孩子前跟村裡的計生幹部搞好關係，等到孩子生了，再送點禮，罰款數額就‘好商量’。沒有二胎指標的生二胎要交一萬元，有熟人的或者釘子戶只交7000.”河南省新鄉市一位基層計生人員也告訴記者，“甚至，計生幹部會盯著村裡只有一個孩子或者沒有男孩的家庭，適時提醒他，該生就生吧，趁我還在任上，到時候給你‘便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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