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7日電／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邵宗海15日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說，“吳習會”或“習吳會”，儘管名稱用法或有不同，但會議結果卻是對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完全一致，而且尚可用“重大而且深遠”一詞來形容。
文章說，在這項會議舉行之前，已有些跡象可來說明它的特別性與獨持牲：首先是台北馬英九在吳伯雄啟程之前在府裡的召見，特別強調他的授權，以有別於過去幾次國民黨重要大老、包括前次的吳伯堆大陸之行，曾經有過模糊交待的過程；其次是北京習近平主席剛剛國外訪問風塵僕僕回來，特別是與美國奧巴馬總統晤談之後，沒有設想需有一段時間的間隔，仍然願意立即與吳伯雄會晤，可以看出來台灣與兩岸事務在習心目中的比重；最後則是“習吳會”的新聞發布方式，是國共也是兩岸之間的首創，採取了同時間在台北與北京宣布，其顯示的意義：是兩岸當局對此次會晤的重視，同時也隱含了雙方的默契與彼此的互信。
除此之外，國共兩黨對本次會晤可能會觸及的話題，看起來雖都用較為廣義及模糊的用詞一語帶過，比如北京國台辦是說“雙方將就國共兩黨交往和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問題交換意見”，但實際重點就在“重大問題交換意見”。因為對北京來說，“重大問題”可以說就是“核心問題”；至於台北國民黨新聞稿則是說“這次的“吳習會”將是具有建設性的對話”，至於什麼叫做“建設性的對話”，從國民黨的傳統來說，那就近乎於“政治對話”的描述。
文章說，比如1998年辜振甫在上海會晤汪道涵，雖被國台辦副主任唐樹備形容為兩岸巳經展開“政治對話”，但辜始終否認。但稍後在北京見到江澤民總書記時，提醒他“台灣在波茨旦會議後西方盟國就決定移交給“中華民國”，當這樣充滿政治敏感性的對話，辜在北京的記者會上，居然仍賦予它“建設性的對話”的名稱，可見這個名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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