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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批評者的反思和不安

http://www.CRNTT.com   2010-12-13 13:42:26  


 
  現在很多的批評家,都是抱著先把“老頭子”搞倒再說的心思,很少會過慮“老頭子”倒了後,或許中國會比現在更糟糕。民主、選舉、法治不是自然而來,也不是念咒語,一念就靈的,在理論上來說,就是如何從一個過渡型國家轉型到現代國家。 

  五,動亂 

  “過渡型國家和現代國家的顯著差別,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現代性意味著穩定而現代化這意味著動亂這一論點”。 

  請允許我抄多點西醫的。塞繆爾.P.亨廷頓教授1968年出版的巨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認為,“社會動員和政治動蕩之間的關係是直接的。城市化、識字率、教育和接觸傳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們的願望和期待,而如果這些願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滿足,就會刺激個人和集團投身於政治。在缺少強有力和靈活的政治制度的情況下,這種參與的增加變意味著動亂和暴力。例如在66個國家中,適齡兒童的入學比例和爆發革命的頻率之間的關聯度是— 0.84。相比之下,在70個國家,小學入學率的變化和政治動亂之間的相關度為0.61。老百姓受到啟蒙越快,政府被推翻的次數也就越頻繁”。(拿泰國,韓國的例子說),“一方面是技術人員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具有高深知識的人泛濫成災。疏離的大學畢業生準備發動革命,疏離的技校和中等學校畢業生在籌劃政變,疏離的小學輟學者從事經常性的五花八門但無關緊要的政治騷動”。 

  此外,亨廷頓認為,現代化過快,經濟發展迅速與政治動亂,都是相關的。雖然關係複雜,但是有一點,經濟迅速發展後,有一批新潮人物要參政,“如果一個國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後狀態,會使政府的要求很難。如果不是不可能。通過合法渠道得到表達,並在該國政治體系內部得到緩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參與的劇增就會產生動亂”。 

  開個玩笑,丁磊、王石、馬雲這類新潮人,雖然現在政府對他們尊若上賓,但是,他們受到的鉗制也不少,其器量、其能力、其抱負,絕對不是一個什麼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所能滿足。一旦有機會,也會起彼可取而代之的念頭。雖然執政黨的三個代表緩和了矛盾,然而,根本尚在。雖然,社會動蕩不是他們的目前利益所在,但是,如同劉邦兄弟做生意,一旦時機來臨,比起天下這大生意,萬科、淘寶又算得了什麼?那個把石頭公司扔掉的萬總,不會沒有後來者吧? 
 
  社會底層,現在大家都覺得社會向上流動的障礙或許已經低於科舉時代,爸爸是李剛的不光在基層。鬱鬱澗底鬆,裡裡山上苗。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毋庸說,劉項原來不讀書。這些梟雄或者民間,或者軍隊,偶爾露崢嶸,總歸要出頭。然而,他們的出頭(參政)之路不是那麼容易。我說的參政,是要進入各地政治核心層,而不是舉手的人大,鼓掌的政協。一旦有機會,彼可取而代之的大有人在。群起參政,又無合法制度渠道! 

  “不平等和腐敗。經濟發展導致的不平等越發嚴重。於此同時,社會動員又在削弱這種不平等的合法性”。國人本來就不患寡而患不均。仇富狀況在富二代等符號下不見好轉。於此可以等量齊觀或者超越的只有仇官。按照亨廷頓的觀點,腐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嚴重起來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觀念改變,以前不覺腐敗的事情,隨著新的觀念進入,就變成腐化。其次,現代化開辟了新的財富和權力來源,如現在的土地出讓尋租,網絡監管尋租等,亨氏觀點,“對於維持一個政治體系來說,腐化和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妙。腐化本身可能成為改革的替代物,而腐化和改革又可能成為革命的替代物。腐化能起到緩解各集團要求改變政策的壓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減輕各階級要求改變體制的壓力的作用一樣”。對於後者的理解在中國無疑可以直接指向高幹子弟和官商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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