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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年尋父苦旅

http://www.CRNTT.com   2013-02-18 11:02:01  


 
  “為啥饑荒?大煉鋼鐵,好勞力都去煉鋼了,只剩下老弱病殘在家,農田沒人搞,紅薯都爛在地里。”蔣宜權說,雖然糧食減產,但當時各縣市卻熱衷於“放高產衛星”。在虛報的產量數字下,公糧的“過頭”收購,使農民失去了賴以果腹的口糧。

  在蔣氏姐弟的記憶里,父親蔣澤祿秉性率直執拗,敢怒敢言。事實上,他早在1955年就因強烈質疑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而被司法機關以造謠破壞糧食統購統銷的罪名判處管制一年。

  而在1959年上半年,他就開始不斷抱怨集體食堂的夥食越來越差,多次與炊事員發生爭吵,亦引發了生產隊幹部的不滿和怨恨。

  “當時父親看著家里我們這些孩子餓得哇哇大哭,而心里著急。”蔣宜權說,父親每次手捧半碗照得見人的稀粥,都會和食堂打飯的人大聲爭執:“我那麼多娃兒,這點清湯寡水怎麼活?”

  1959年12月,蔣澤祿被抓一個月後,被豐都縣人民法院判決認定盜分集體糧食,因“鬧糧”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蔣澤祿從此再也沒能平安歸來,和家人團聚。他從沒有留下一張照片,其四子蔣宜生和五子蔣宜林早已記不得父親的相貌。

受累的家人

  蔣澤祿被帶走時,他的六個孩子,最大的18歲,最小的才兩歲。生活的重擔全部壓在了妻子範素珍和大女兒蔣宜珍的肩上。

  範素珍每天使勁掙工分,否則就要被往脖子上“掛糞桶”,得不到“大鍋飯”的份兒,全家老小就只有挨餓。全國大饑荒中,食不果腹,饑民遍野。為了給家里節省口糧,大女兒蔣宜珍無奈只得早早嫁給了鄰村人。

  蔣宜珍每天凌晨4點起床,提個篼篼,到河溝和山上挖野菜,步行送到三公里開外的娘家,再折返婆家幹活,每天跑兩趟,這樣的勞苦生活一直持續了十年,直到將幾個兄弟在苦難中拉扯大。

  蔣澤祿的身陷囹圄,不止在生活上給家人帶來了無盡的苦難,更嚴重的是,家庭成分一下子由“中農”變成了“反革命”。這個政治標簽竟然如一座沉重的大山,壓制其子女數十年之久,備受歧視、欺壓和不公平待遇。

  蔣宜珍的丈夫陳天祥參加過西藏平叛戰役和對印度自衛反擊戰。退役後被安排在豐都縣龍頭鄉任武裝部長,但由於岳父“反革命”身份問題,後被撤職回家務農。

  次子蔣宜友,父親被抓走後被村里強制安排到處做苦力,曾在修建水庫時差點被累死。由於父親的問題,一直找不到對象,直到42歲時才成家。

  三子蔣宜權,父親走後,家里經濟困難,是在老師楊榮開的經濟資助下才小學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入豐都中學。“全年級150個學生只考上兩個,我是其中之一。”蔣宜權說,但在初一下學期,學校在調查學生家庭背景時發現他父親蔣澤祿系“反革命”。他終被勒令退學,連資助他的老師亦受到牽連。

  四子蔣宜生,父親被抓時僅10歲,因是“反革命”的兒子,本村學校不接受他入學,最後只得去大姐所嫁的鄰村上學,總共讀了一年半書。後來參軍時體檢合格,但終因父親問題被拒絕入伍,只好幹石匠活幫襯家里。

  五子蔣宜林,也由於父親的問題造成小學畢業後不能升學,還曾因旁人給的一片豆莢被誤以為他所偷而被生產隊隊長打得半死,造成耳聾齒落,至今聽力困難。

  六子蔣宜寬上小學時學習成績優異,在學校名列前茅,同學中好多成績比其差的目前都已身居要職,而他由於父親的問題無法升學,只能在家務農。

  蔣宜權回憶起往事,至今還憤憤不平:“因為是‘反革命’家庭,生產隊一旦有苦活累活臟活,一定是派我們兄弟去幹。這種受歧視的苦難狀態,一直持續到包產到戶才結束。”

  而一提到母親範素珍,蔣宜寬就情緒失控,哽咽著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父親被帶走時我才兩歲,每天跟著母親上山挖野菜,經常看到她抹淚。她經常受到別人的冷嘲熱諷,出門不敢抬頭,整天以淚洗面。”

  “父親音信全無幾年後,親戚們看到母親還年輕,一個人拉扯這麼多孩子太苦,就勸她改嫁,她聽不進去,總說父親有一天會回來,就算等一輩子她也要等。”

  但這一等,竟是遙遙無期。1984年12月,範素珍因心力交瘁鬱鬱而終。“我忘不了她那雙眼睛,死後一直睜著。臨終時,她抓住二哥蔣宜權的手,叮囑他無論如何要找到父親的屍骨,哪怕兩塊也行,好和她合葬在一起。”範宜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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