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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胡適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

http://www.CRNTT.com   2011-12-16 14:53:19

《胡適文物圖片展》正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所在地——“北大紅樓”展出。 　　中評社北京12月16日訊／2011年12月17日是胡適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海內外的學術界、傳媒界都有一些紀念性活動。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中國思想史研究權威余英時先生，在胡適誕辰100周年（1991年）時，曾撰文《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紀念這位五四先賢和20世紀中國傑出的知識領袖。 　　在胡適誕辰120周年來臨之際，余英時先生以八十高齡，欣然接受東方早報越洋書面訪談，暢論胡適的生平、思想、學術與人格，以及對胡適的研究進展，以下是專訪全文： 　　胡適研究進展 　　東方早報：非常感謝余先生在胡適誕辰120周年之際，接受本報專訪。你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權威，同時也對近代的歷史人物頗有獨到之研究，比如對胡適和顧頡剛等學人的研究，曾經出版過《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等著作，1991年胡適誕辰100周年的時候，你曾特別撰文《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來紀念這位歷史人物，並在該文中預言胡適將在海內外的華人知識界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據你的了解，在這剛剛過去的20年，胡適研究的比較重要的成果有哪些？是否可以說取得了一些突破性進展？ 　　余英時：我常常閱覽耿雲志先生主編的《胡適研究通訊》，知道有關胡適的研究，每年都有不少專書和論文，數量遠超我的想象。我感覺，以二十世紀早年中國知識界領袖而言，胡適在今天大陸所受到的注意，也許當在前兩三名之內。但說到“突破性進展”，則不好答覆。我並不以研究近、現代史為專業，更不是“胡學專家”，所以並未能對上述大量的專書和論文，一一閱讀。以海外來說，你們提到的周質平、江勇振兩先生仍然是胡適研究的領航人。周先生和陳毓賢女士用英文合著的《一個實驗主義者的自由精神》（“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刊印，二○○九年）是一部側重寫胡適情感生活的新著，國內讀者也許很少有機會讀到。今年一月台北聯經出版了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一八九一-一九一七》。這部書共分三部，第二、第三部尚在撰寫中，規模很大，研究也極盡精詳之能事。第一部便長至七百頁，大概在六十萬字以上。所以全書三册恐將不下兩百萬言。這可以說是胡適研究中學術性極高的一部大著作。像江先生這樣一位嚴肅的專業史學家竟肯花上八年、十年的工夫，全力為胡適寫詳細傳記，可見胡適在一般史學家的眼中仍不失為最重要的專題研究對象之一。由此再進一步推斷，則可知胡適在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的確遠在其他同輩學人之上。 　　回到你們的問題，我要強調近三十年以來，胡適研究一直在進行中，從未停止過。不過我們不能期待所謂“突破性進展”，因為你們所謂“突破性”相當於“科學革命”式的大變化，這是不現實的。今天胡適研究已進入庫恩（Thomas Kuhn）所謂“常態的”科學研究的狀態，在具體的、局部的問題上隨時都有新的“突破”，但“胡適研究”作為一個整體領域而言，由於沒有大批新材料、新事實的出現，新“典範”（“Paradigm”）不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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