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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收買與壓迫 　　畢雲程先生在《鄒韜奮先生五周年祭》中提到，1931～1932年，《生活》周刊發表了一篇《最近我們的思想和態度》。文中說：“我們主張生產工具公有，而以國營實業為達到生產工具公有的一種方法。”這完全是共產黨的主張了，居然公開發表出來，當局自然不滿。於是，“有一天，一個國民黨的高級軍官來訪問先生，親自駕著汽車把先生接了去……約莫過了四個鐘頭，先生回來了”。畢先生繼續轉述道：“據先生自己後來對我說，他這一次和胡宗南辯論了四個鐘頭，主要是辯論抗日問題和《生活》周刊的主張問題。” 　　這是第一次國民黨對於鄒韜奮的“勸說”，規格很高。但顯然，一個將軍和一個出版家四小時的“辯論”沒有形成共識。 　　鄒韜奮在他未完成的遺作《患難餘生記》中寫了一個故事。《生活》周刊的發行量達到了15萬，作家蘇雪林把這個數字告訴了胡適之先生。但胡先生不信，說據出版界的邵某說，《生活》每期不過2萬份而已，認為無足重視。鄒韜奮諷刺寫道：“《生活》周刊辦了八年，當時的政府如果與胡適之先生有著同樣的意見的話，它的生命也許還要長些，不幸《生活》卻被他們重視了起來，《生活》出到第六年的時候，就被下令禁止郵寄。” 　　國民黨下令郵局對《生活》“禁郵”是在1932年的7月。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兩次致電蔣介石解釋，均遭拒絕。鄒韜奮最初認為這只是個誤會，“因為《生活》自問只有在政策上批評的態度，並沒有反政府的態度，所以先從解釋誤會下手”。但蔣介石把《生活》合訂本上批評政府的地方都用紅筆劃了出來說：“批評政府就是反對政府，絕對沒有商量的餘地！” 　　這年秋天，鄒韜奮終於因為政治壓力嚴重，而被迫出國考察。張錫榮先生在《我在“生活”工作的日子》中提到了鄒韜奮出國的原因：“魯迅、胡愈之、鄒韜奮已參加宋慶齡主持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常有聚會。蔣介石非常厭惡這個組織，派特務把同盟的總幹事楊杏佛殺掉了。韜奮言論較多，觸犯較重，受暗殺的危險也比較大……決定暫時出國考察。” 　　1933年底，鄒韜奮還在出國考察期間，《生活》周刊以“言論偏激”的罪名被封禁了。直接的原因是：1933年12月，福建宣布成立“人民政府”，《生活》周刊寫了一篇題為《人民自己起來吧》的評論。處分是“密令封閉”，不是公開宣布，而且僅止於雜志，並沒有牽連到生活書店，也沒有禁止原班人馬新出刊物。“1934年……刊物逐步增加到10種，編輯部大肆擴充……《新生》周刊繼承《生活》傳統，鄒韜奮的《萍蹤寄語》繼續刊載。” 　　鄒韜奮早已預料到這個結局。最後一期《生活》發表了他早在一年多前就准備好的《與讀者諸君告別》一文：“記者所始終認為絕對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也就是所謂報格。倘須屈服於幹涉言論的附帶條件，無論出於何種方式，記者為自己的人格計，為本刊報格計，都抱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 　　鄒韜奮回國後，國民黨又派出了要員張道藩與劉健群進行勸說，地點在邵洵美家。張道藩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劉健群是複興社的總書記。但是這次依然沒有共識和結果。鄒韜奮隨後還在《大衆生活》上發表了《領導權》一文，駁斥了劉健群的“領袖腦殼論”。 　　武將、文官輪番上陣，依舊沒有效果。蔣介石決定親自出馬，約鄒韜奮到南京面談。為了免去鄒韜奮對安全的擔心，由杜月笙陪同往返。但當時鄒韜奮已加入全國各界聯合執行委員會，是執行委員之一。在和救國會同志協商後，決定不去南京。主要考慮在於，鄒和蔣的身份特殊，無法遷就，如果觀點僵持住，則可能影響到救亡運動的堅決態度。 　　於是，鄒韜奮在預定前往南京的前夜把決定告訴了杜月笙。而在杜月笙看來此即是失約。在《患難餘生記》中，鄒韜奮饒有興致地記述了故事的尾聲，第二天戴笠仍奉蔣介石之命去南京火車站接人，接不到人，只能原車返回。不料天降大雨，道路泥濘，半路車子翻了，弄得戴笠滿身污泥狼狽不堪。鄒韜奮寫道：“在他們看來，我大概是一個最不識抬舉的人！” 　　鄒韜奮放了蔣介石的“鴿子”，隨後1936年底蘇州法院便以“危害民國”罪拘捕了救國會領袖鄒韜奮、王造時、沙千裡、沈鈞儒等七人，被稱為“七君子案”。直到1937年7月才獲自由。 　　鄒韜奮被捕後，胡愈之坐鎮編輯部，邊聽匯報邊寫特稿，下筆千言，倚馬可待，各大報紙均以“愛國無罪案聽審記”通欄大標題刊出滿版，轟動上海。同時，生活書店連夜將“聽審記”印制成書，免費發放。 　　抗戰開始後，鄒韜奮的思想越發“左”傾，國民黨當局對言論的壓制也更加嚴厲。1938年頒布的《戰時圖書雜志原稿審查辦法》和《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准》，要求所有出版物須重新送“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審查，發給審查證，印在封底上，才能出版。 　　而針對生活書店的打壓也逐步加強。1939年4月西安生活書店被封閉，此後，各地生活書店遭搜捕的事故不斷發生。到最後，全國50餘處分支店除了重慶、桂林、貴陽三處分店，其餘均遭封閉。鄒韜奮一再向國民黨中央文化主管部門交涉，都推說是“地方事件，不是中央政策”。在交涉過程裡，國民黨特務頭目徐恩曾、戴笠都找鄒韜奮談話，勸他加入國民黨，但遭到了拒絕。 　　1940年6月，國民黨派出幾個會計專家突然來書店總管理處查賬，檢查是否領取共產黨津貼，結果也毫無所獲。 　　手段用盡後，由國民黨主管文化出版的劉百閔出面再與鄒韜奮做最後的談判。劉百閔提出生活書店與國民黨辦的正中書局、獨立出版社“聯合”或“合併”，成立總管理處，請鄒韜奮主持，管理所屬三個出版機構，各店對外的名稱保持不變。但鄒韜奮表示，所謂聯合與合併，不過是消滅與吞並的別名罷了，絕對不能接受。 　　劉百閔又提出另一個方案，即政府給生活書店注資成為股東，派兩個人掛個空職“監督”，讓政府放心。鄒韜奮又嚴詞拒絕，理由是：民辦事業是國家法律所允許，生活書店一向遵守法令，已經接受法律監督，不能再受派人“監督”。劉百閔最後攤牌說，這是蔣總裁本人的主意，不能違反。鄒韜奮則回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談判宣告破裂。 　　接下來，生活書店各地分店相繼被查封，只留下重慶等幾處權當做“言論自由”的裝飾。張錫榮後來回憶說，在合併談判破裂後，“封店捕人的事故又不斷發生。我早晨辦的第一件事，是向守門員董文椿詢問是否有電報。見有電報立即翻出，遇有封店捕人等緊急事故的消息立即送到鄒韜奮家。他一見到我清早前去，即說：‘又有什麼壞消息了。’最後，全國50餘處分支店除了重慶、桂林、貴陽三處分店，其餘地區的分支店均遭封閉，只是具體方式有差別罷了。” 　　鄒韜奮最終對於國民政府徹底失望了。“皖南事變”後，他辭去國民參政會議員，秘密離開了重慶，前往香港尋找較為自由的言論空間，繼續他的出版事業。然而不久後太平洋戰爭爆發，他的理想再次被擊碎。時逢亂世，不僅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連一個編輯部一部印刷機都無處藏身。鄒韜奮在東江游擊隊的保護下，混在汹湧的難民人潮中離開香港。在廣東隱藏了幾個月後，國民黨的通緝令便已下達，他便動身前往新四軍的蘇北抗日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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