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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回到全譯本《資本論》，按《三聯書店簡史》裡所述： 　　1938年3月，《資本論》第一卷全部譯竣時，上海印刷條件出現短暫的有利時機——上海印刷業因戰事而暫時蕭條，無活可做，印刷、紙張、材料價格較為低廉，黃洛峰和鄭易裡商議，應該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將《資本論》一、二、三卷一氣呵成，而不是出了一卷再出一卷。4月，鄭易裡打電報給郭大力，請他到上海採取邊翻譯、邊排版的流水作業方法，以加速《資本論》的出版……郭大力繞經香港前往上海，下榻於僅兩間小屋的讀書生活出版社。《資本論》譯、排、校、印流水綫流動起來，經過近百個晝夜的奮戰，《資本論》第一卷(8月31日)、第二卷(9月15日)、第三卷(9月30日)全部出齊。這是第一個中文全譯本。 　　《資本論》中文全譯本的出版，在當時確實殊為不易，但這也還只是三聯書店出版物的一個縮影而已。按《三聯書店簡史》統計：“建國前，國內共出版‘紅色讀物’400餘種，而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就出了200種，其餘為解放區的出版社所出。” 　　那個時代，做這樣的出版物，並不容易。以鄒韜奮的《生活》周刊為例，它不斷地被禁，然後“轉世”再出；再禁，再轉出…… 　　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被迫停刊。 　　1934年2月10日，《新生》周刊創刊，第二年5月被迫停刊。 　　1935年11月16日，《大衆生活》周刊創刊，第二年2月被迫停刊。 　　1936年3月7日，《永生》周刊創刊，同年6月被迫停刊。 　　1936年8月，《生活星期刊》轉至上海出版，出版17期後被查禁。 　　《生活》周刊第一次轉世為《新生》，主編為杜重遠。可是當《新生》被禁時，卻因為雜志有一篇文章《閑話皇帝》，而使杜重遠被判刑一年零兩個月。這是一次根本性的逆轉，史稱“新生事件”，意味著文人以及辦刊物者，可能因言獲罪。這一事件，使《中國經濟情報》與《中國農村》的諸位編輯同仁——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薛暮橋、張錫昌、孫治方、王寅生、錢俊瑞、秦柳方、陳洪進等人，意識到自己雜志也面臨著被迫停刊的危險。如何選擇？結果商議後的結論是：集資合作創辦書店。 　　1935年秋，與讀書生活出版社創立差不多同一時期，三聯書店前身的最後一家出版機構——新知書店創立。為著這家書店的成立，鄒韜奮允諾由生活書店投資1000元。 　　學術 　　50年代三聯書店的三年 　　無論理想與志趣，還是實際的人脈網絡與出版資源，三家出版社有著天然的融通性。1945年10月22日，重慶的生活、讀書、新知三店宣布合作，組成三聯重慶分店。這是三家出版機構聯合起來的第一次有實質意義的嘗試。 　　1948年10月26日，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在香港召開全體人員大會，宣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成立。這是香港中共文委做出的決定。三家出版機構合併的大會，實際也是書店出版人開赴解放區的誓師大會。三店合併完畢，在黨的指示下，絕大多數人員進入解放區，進入北京。三聯書店總管理處隨即也由香港遷至北京。 　　1949年7月，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三聯書店今後工作方針的指示》，給三聯書店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予以明確結論： 　　三聯書店(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出版社)，過去在國民黨統治區及香港起過巨大的革命出版事業主要負責者的作用…… 　　1951年8月，三聯書店編輯、出版部正式合併到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的編輯出版業務並入人民出版社後，三聯書店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獨立的出版社不複存在了。據後來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的陳原回憶，1954年上半年(或1953年底)，胡喬木同志在中宣部開過一次會，建議恢複三聯書店編輯部。查閱1954年1月9日由中宣部遞呈中共中央並經批轉的《關於改進人民出版社工作狀況的報告》，其內容確如陳原所回憶：“應在人民出版社內部設立三聯書店編輯部……三聯書店應當更多出版著作書籍，以便使黨員和非黨員作者的各種雖然尚有某些缺點，但有一定用處的作品都能印出來。此外，許多舊的學者的著作，特別是關於中國歷史的各方面材料的整理和考據的著作，對於我們還是有用的，這類著作一般可由科學院出版，但人民出版社和三聯書店亦可酌量選印。翻譯書籍中除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外，各種古典學術著作也應陸續有譯著出版。三聯書店可以較多出版社會科學及其他古典著作的譯本。” 　　這一插曲，使當時的三聯有了自己的編輯室，並下轄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地理等6個編輯組。已由校對升為人民出版社秘書的沈昌文回憶：“這其間，還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陳原親自領導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當時也是中央來的指示，要學習日本明治維新時的辦法，要翻譯出版1.2億字的世界學術名著。於是，三聯就由陳原負責來做，陳原下面主要就是戴文葆和史枚兩位。我就協助他們制訂計劃，做得非常辛苦。訂出來的計劃，我們內部叫‘藍皮書’，因為這個計劃的封面是藍色的。”這個計劃的初稿由史枚擬出，最終經過反複討論後，陳原定稿，形成《外國名著選譯12年(1956～1968)規劃總目錄》，其收書1614種。 　　循此綫索細查三聯書店圖書總目，在此計劃下，第一部重要的譯著即為黑格爾的《小邏輯》，隨後又出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等等。當然，更多的譯書則是蘇聯學者的著作。譯著是此時三聯出版的一個方向。 　　另一個出版方向則是中國學者的著作。這其中有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張蔭麟的《中國史綱》(上古篇)、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高名凱的《語言與思維》、陳登原的《國史舊聞》、周緯的《中國古代兵器史稿》、尹達的《中國新石器時代》、鄧之誠的《桑園讀書記》等等。這些學術專著，在其後幾十年裡，一再重印，在學術史上各有其地位。 　　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僅僅三年時間，三聯基因以及氣質之變遷，這段時間顯然不可不察。曾經的“紅色出版機構”，在全國解放之後，重新找到了自己未來的出版方向：學術。 　　離休10年後，範用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回憶性文章《相約在書店》，70年代末與80年代初期的出版人與作者之關系，得以再現。 　　我在出版社，接待過好多位鴻儒，包括作家、學者、畫家，有王世襄、費孝通、黎澍、王芸生、蕭乾、吳祖光、馮亦代、黃苗子、鬱風、黃宗江、卞之琳、吳甲豐、戈寶權、梅朵、方成、韓羽、薑德明……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韋君宜、嚴文井、孟超、李季、許覺民、綠原，一個樓辦公，他們也隨時過來坐坐，孟超總是端著茶杯。香港三聯送來的咖啡，正好用來招待客人。 　　多少年後，評論家李陀在回憶80年代的訪談裡，不無感慨：“說到這兒，我很懷念範用先生，他只要發現我到編輯部了，就一定請我到他的辦公室，煮咖啡給我喝，於是吳彬、楊麗華她們也都跟過來，一起喝，其樂也融融。”作為範用的朋友，黃苗子的觀察另有一番趣味——記得聽範用講起過一個故事：一個大學生偷了書，被“押送”到他辦公室，經他“審問”，是個愛書的人，於是範用說：“這次就算了，書你拿走，錢我替你付。下次想要什麼書就來找我，千萬不要再偷書了！”我能想象當時的情景，在一副冷面孔下，滾出的是燙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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