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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再論中國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 | |
http://www.CRNTT.com 2013-03-15 08:24:40 |
四是從國際收支法角度看,近10年來出現了中國總儲蓄遠遠大於國內投資的不協調現象。最為突出的2007~2008年,國內儲蓄率達到異常的高度,平均為GDP的53%,經常賬戶盈餘占GDP的比例兩年平均高達9.6%,創歷史紀錄。 以上是從四個不同角度,極簡略地分別概括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特征現象。可以說,當前國民經濟中的各種結構矛盾與問題都被包含其中並從中可得到解釋(詳細分析見下述)。那麼,今後的改革具體應從何著手、又如何推進呢? 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對這四種扭曲結構之間的關係有個正確的認識與判斷。下面的一系列分析表明:這些經濟結構既是相對獨立的,又是互相聯繫、互為補充和因果循環的。每一個扭曲的結構只是中國當前“不可持續”經濟體總體不同側面的反映。我們只有在了解了這四種結構之間的互相聯繫、補充及因果關係後,才能在統盤謀劃改革時做到“心中有大局”,才能尋找到改革的“抓手”。 如果先以支出法角度分析為始點(以生產法角度或收入法角度分析為始點同樣可行),為什麼近年來居民消費率逐步下降?眾所周知,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上述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急劇下降,其次是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增強,相當部分人因擔心社會保障的不穩定,有點積餘不敢消費,引起了消費率的下降(回到了收入法的結構分析)。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計,兩因素的權重分別占75%和25%。此分析表明,要扭轉此局面,問題直指收入分配改革與社會保障體系改革。 為什麼近年來居民收入未隨著GDP的不斷增長而增長?或為什麼居民收入趕不上政府、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 在農村,主要是在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本應全部歸屬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絕大部分被政府與企業所獲。2001~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由0.13萬億元增長到2.7萬億元,增長了19.9倍。但是,農民通過徵地和拆遷補助和失地補助兩項,僅獲得土地出讓收入的37%。2010年遼寧、浙江、河南三省徵地補償費占土地收入的比重,更是分別低到不可想象的10.37%、2.91%和12.99%。 在城市,居民收入增長慢的主要原因,一是上述已分析的薪酬收入偏低;二是財產收入在下降,股市下跌,儲蓄的負利率損失。1996~2002年中國平均真實利率為2.93%,2003年至今,平均真實利率是0.3%,8年的96個月里有52個月處於負利率狀態。有人測算,2011年通貨膨脹稅高達1.5萬億元。真實利率壓低1%,消費增長率將下降0.287%。三是過去幾年快速發展的傳統製造業,資本有機構成高;國企壟斷問題嚴重,分紅制度又不健全,且資源稅等要素價格便宜,刺激了第二產業的不斷擴大。而能促進就業、以普遍提高勞動者薪酬水平為特征的勞動密集型經濟、服務經濟的發展,在各種行政管制及扭曲制度下受到明顯的抑制。自然,生產中生產要素配置中資本與勞動力明顯的強弱地位,直接決定了要素分配中利潤與工資的明顯差距。 上述分析表明,要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慢的局面,問題直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的改革、國企的改革、利率市場化改革以及重要的產業結構調整等。 又為什麼產業結構會扭曲?就第二產業與服務業關係看,一是稅收問題,所以目前正在進行“營改增”的稅收改革。二是又回到收入法分析,是由於政府收入增長過快。過去幾年來,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並以此為杠杆,高倍撬動了金融資源,放大了資本投入,所以加快了第二產業的投資。特別是壟斷性央企,分紅比例又極少,更有條件以獨占的各種優勢,通過不分紅或少分紅,以積累的大量利潤和巨額資本,撬動巨額的信貸資金,並實施多元化經營(包括以國企獨有的壟斷優勢進行大量的非主業投資,獲取利潤,如在金融領域),以不斷推動上述支出法分析中的高投資水平,形成了生產法分析中的產業結構的重大扭曲。三是我國對民營投資服務經濟的限制過多、門檻過高,資金難以進入。四是利率、匯率、資源要素價格改革的滯後,再遇上前幾年不可忽視的外部需求繁榮的刺激,一拍即合,助推了壟斷性、資源性企業更有條件以較低的成本加快擴張。此分析表明,要想徹底扭轉此局面,解決的措施不可能是單一的。問題直指稅收改革、國退民進、落實新非公36條、利率匯率資源等要素價格的改革。 而又為什麼中國總儲蓄曾異常高於投資率?從長期看,扭曲的收入結構、支出結構和生產結構再加上資本價格、資源要素價格、政府管制因素和外需繁榮因素,必然會導致前幾年國民生產的大量產品與服務,除供應國內部分消費、大量投資外,必然表現出大量的淨出口,或者為經常項目異常的高順差。2007~2008年兩年經常項目順差分別占GDP的10.1%和9.1%(2011年降到了2%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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