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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教師為何兩度遭遇暴力高峰

http://www.CRNTT.com   2013-08-22 12:38:56

中評社北京8月22日訊／8月20日，陳毅之子陳小魯一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引發了網絡熱議。騰訊評論今日話題（2013-08-22第0203期）今天刊載文章《文革中教師為何兩度遭遇暴力高峰》，對道歉信中所言及的文革時針對教師的暴力行為的前因後果作了一些披露。 1966年夏天，第一次暴力高峰 　　提到文革針對教師群體的暴力，大多數人會想到1966年夏天。這年夏天，“大規模迫害同學和打老師的事件同時發生，並從北京蔓延到全國”，文革研究者王友琴說：“據現有資料，我們還沒有找到一所學校是沒有發生打老師也沒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為什麼大規模的暴力行為會在1966年夏天降臨到千千萬萬的教師們頭上？ 　　文革初期對教師的暴力迫害，與“老紅衛兵”把文革當成反右搞有很大關係 　　儘管毛澤東早在1965年1月就曾有過內部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但直到文革爆發，絕大多數人仍不了解這場運動的真實指向。不但普通人不了解，中央領導層乃至大多數地方省、市領導，也不了解，以至於劉少奇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公開表示：“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革命怎麼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也不知道。”曾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的吳德也回憶：“當時，大家都很緊張，我更是摸不著頭腦。……‘文化大革命’前夕，對‘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對中央存在的黨內鬥爭更是毫無所知。”這種“摸不著頭腦”，使大多數人誤以為文革將繼續沿襲之前的反右傳統，仍以“地富反壞右”為主要鬥爭對象。 　　在這樣一種認知下，最早興起的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和各地省市區由黨組織出面創設的“官辦紅衛兵”，迅速將他們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各自所在學校的教師群體。這些“老紅衛兵”和“官辦紅衛兵”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對教師群體的批鬥是“正確”的，因為就在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一封給林彪的信中明確寫道：“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1966年北京“恐怖的紅八月”，許多教師倒在了紅衛兵的皮帶之下，正是這樣一種“反右傳統”的結果——1966年9月份之前，北京基本上是“老紅衛兵”和“官辦紅衛兵”的天下，“造反派紅衛兵”直到周恩來、陳伯達代表中央親赴清華大學為蒯大富等人平反後，才在9月份漸成氣候，隨之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與“老紅衛兵”和“官辦紅衛兵”展開激鬥。在此之前，北京各大專院校的學校領導、工作組及校文革都普遍認為：文革就是反右的翻版。故而相當積極地或明或暗地把校內的教師、學生按之前反右運動的邏輯和標準，劃左、中、右，進行隔離審查乃至暴力批鬥。8月份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後，95%的各校工作組被認定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局勢才開始逆轉，之前被“老紅衛兵”和“官辦紅衛兵”壓制、打擊成“右派”的“造反派紅衛兵”得以翻身。但教師群體的境遇並未因此好轉。 　　對文革初衷認知錯位，把文革當成反右來搞，並不僅限於北京。以寧夏為例，6月4日，自治區黨委按照劉少奇的指令，派出工作組進駐銀川各校領導文革，即按反右運動的邏輯，將運動矛頭指向了教師和基層幹部。6、7月間，以寧夏大學為例，83%的老師遭到了大字報批判，42%的教師被劃為壞份子遭到批鬥，許多出身非紅五類家庭的學生，也成了工作組重點鬥爭的對象。直到10月份，以這些受打壓的非紅五類學生為骨幹的“造反派紅衛兵”，才在北京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占據上風，將運動的鬥爭矛頭重新定位為“官僚主義者階級”，即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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