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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新聞的命運

http://www.CRNTT.com   2013-08-23 12:01:32

調查新聞基金希望更好地利用互聯網。創始人之一尼克.派尼曼說：“互聯網是未來的電視頻道。”調查新聞基金的網站盡可能多地使用視頻和多媒體手段。高級編輯克里斯汀.斯波樂說：“我們每天早晨起來思考的都是，如何用最好的多媒體方式來報道一條新聞？”大約30%的新聞具有視頻因素。這樣做的目的是吸引那些“想看新聞、但不一定讀長長的報紙故事的讀者和觀眾”。而且，很重要的是，視頻必須是哪怕在iPhone上看都很幹脆利落，因為30歲以下的年輕人“用所有可能的方式”使用智能手機，包括跟新聞、讀書和看視頻。 　　挑戰在於，如何混合利用文本、視頻和幻燈製作新聞，同時最好地利用公民記者。公民記者的作用是提供拼圖中所缺少的那一塊，時常是記者都不知道自己在尋找哪一塊。 　　七、公民新聞的助力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公民新聞。對於一些人來說，“公民新聞”是一個矛盾詞，公民不可能是好的新聞生產者。很多專業的編輯記者渴望回到舊時光，那時主要的報紙決定什麼新聞是“適合刊登”（fit to print）的，並且幾百萬讀者都相信報紙的判斷。現在，通過網絡，你得到“一切新聞”（all the news），不管它適不適合刊登。對於像安德魯.基恩這樣的懷疑者來說，這種民主化創造了一個問題，即一大堆平庸的人聚集起來，驅逐好的東西並困擾消費者。在他的《業餘拜物教：今日互聯網如何扼殺我們的文化》（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一書中，基恩指出用戶生產的內容正在破壞新聞業以及整個社會。對於基恩來說，“在內容的創作者和內容的接收者之間層級越多越好，因為那意味著更多的編輯、修正和改進。” 　　光譜的另一側是樂觀者們，他們是“別擔心，終會真相大白”一派。科迪.布朗指出人人都處在分布式網絡中，這將在維護質量方面比傳統媒體做得更出色。他說：“新聞是重要的。它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把它交給市中心某間辦公室中的一群人是並且一直是非常不負責任的。”這話當然是化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曾經說過的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戰爭太重要了，不能單由軍人來決定。” 　　社交媒體這樣的新技術應用，無論是在通信手段上，還是在獲取信息的能力上，都對調查性報道產生了重要影響。記者由此得以更廣泛地聯繫全球性的消息源。今天信息唾手可得，但在過去可能意味著極為困難和漫長的歷程。然而最重要的改變不止於此。在記者利用社交媒體廣泛散播其所發現的信息的同時，其他人有機會幫助記者做好調查性報道。新聞因此變得更像一場對話：發表的新聞不是最終產品，而只是產品的第一版，人們不斷地幫助記者改進它。 　　儘管公眾不想用他們的稅收來幫助報業，很多人卻願意積極地幫助報紙創造一種高質量的產品。看看英國《衛報》在2009年英國政治家費用醜聞事件當中所做的事情。《衛報》的競爭對手《每日電訊報》每天都在頭版上揭露那些駭人聽聞的有關選舉獲勝的官員站不住腳的花費。作為對公眾憤怒的回應，政府宣布在線公開超過100萬份掃描的文件和收據，而這是足以淹沒任何新聞機構的數據海嘯。 　　《衛報》深感落後於《每日電訊報》的搶先報道的恥辱，它開始請求讀者幫助篩選這100萬份文件，並找出仍未被披露的瀆職行為。報紙的網站上開始運行一個開源軟件，允許讀者一個個檢查記錄並把收據用四種方式歸類：“感興趣的”、“不感興趣的”、“感興趣但是已經知道的”、“調查這個”。超過兩萬名讀者做出了貢獻。17萬份記錄在80個小時內就被檢查完畢。《衛報》在頭版設置了一個進度指示器，讓研究者分享一個共同的目標。隨後，它又開發出一個業績最佳志願者的名錄，這進一步為志願者增添了動力。當《衛報》為每一個收據都配發了一幅下議院議員的照片時，讀者的反應驟升。報社甚至從亞馬遜租賃了便宜的服務器空間來處理最初的雪崩式的的關注。報紙最後的現款支付：少於150美元，成本低而收效大。這種創新幫助報紙與它的讀者建立了一種更為融洽的關係。結果就是，在數字時代，調查性新聞不需要變成一種犧牲品。實際上，創造性地思考如何進行傳遞的新聞機構，有辦法比任何時候都能傳遞更多的調查性新聞。 　　（本文原載《新聞記者》2013年第8期，由作者授權虎嗅網發表。原文鏈接http://www.huxiu.com/article/191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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