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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增長模式下著力提高資本形成效率

http://www.CRNTT.com   2014-04-02 09:03:14  


 
  高投資模式賴以生存的宏觀環境發生重大改變

  文章認為,近年來,中國企業面臨的宏觀大環境已經有了結構性改變,特別是對於大企業而言,黃金增長期已趨於結束。從趨勢上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的變化、由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變化,以及由勞動力再配置格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都會隨之變化。

  對於大部分製造業企業而言,“人口紅利”優勢將會逐步衰減,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勞動力成本提升,整體經濟進入了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這樣工業企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而在企業盈利大幅下降的同時,一些大企業卻寄希望於通過借貸進行資本套利。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中國非金融部門借入的外債餘額4879.38億美元,以當年匯率平均價計算,折合人民幣3.07萬億元。企業部門通過非正規渠道借入的外幣私債可能存在相當規模(比如通過境外募資,然後與國內企業在境外機構進行貨幣互換交易轉入國內)。在過去人民幣漸進升值的路徑中(特別是近三年),由於美元的利率水平較低,其貸款利率甚至低於人民幣的存款利率,因此,負債外幣化,企業可以輕易地從中獲得顯著收益,這也是當前企業如此熱衷於借貸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擴張,使得對資金有饑渴症的地方政府大量通過表外貸款、銀行間債務融資等形式與其對接,巨額不斷資金流向地方融資平台和政府驅動投資的行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這一方面導致了包括政府、大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的大幅上升,資產負債表明顯惡化。與此同時,由於“預算軟約束”,又使金融資源過度傾斜,繼續錯配到產能過剩的大型國有行業之中,由於國企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始終是無法理清,即便在實施自負盈虧之後,也仍然可以享受政府的隱形擔保,這就大大推升了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

  另一方面,“政府失靈”的效應也進一步凸顯出來: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補貼,扭曲了要素市場價格,壓低投資成本,體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資行為,大量增量資金投向投資驅動型領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結構性產生過剩和投資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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