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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響一帶一路企業走出去的三部曲

http://www.CRNTT.com   2016-02-16 07:53:54

“瞻前顧後”：預防地區產業空殼化 　　文章指出，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政府推動企業走出國門前，要有全局性考慮，預防地區產業空殼化。 　　地方政府和企業固然將加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疆辟地，走向國際市場。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思考一個當前在國際資本輸出格局中已經普遍出現的問題，那就是“走出去”對內地各地經濟、產業和就業是否造成負面影響，尤其是“走出去”會否造成地方的產業出現“空殼”，導致地方原有的產業結構出現轉變？ 　　這是“國際化”為地區帶來的新問題，香港目前就深受這一問題的困擾。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製造業開始北上，將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或生產工序向生產成本較低的內地轉移之後，留在香港的企業總部，更多扮演推廣、統籌、融資和管理等的角色，也就是所謂“前店後廠”的模式。這種模式，導致留在香港的工廠，成為了一個不再生產產品、沒有生產工序的“空殼”工廠，令“Made in Hong Kong”的產品不斷萎縮，“Made by Hong Kong”大幅增加。 　　從產業結構來看，香港的製造業實際上已經“空殼化”，競爭力劇降。所幸香港“船小好調頭”，憑借其獨特的區位優勢，並在大量國際化專業人才的努力下成功向高端服務業轉型升級。縱使如此，製造業的消失，仍然成為了香港近年經濟的一大困局。 　　因此，地方政府應當思考，如果推動產業大量遷移、大量“走出去”，萬一導致本地的製造業出現“空殼化”現象，有多少個地方能夠仿照香港快速升級轉型，發展高端服務業或高端製造業？何況，與只有700萬人口的香港不同，擁有超過13億人口的各地方政府，不能都轉型發展高端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還必須有大量的製造業存在。我們從外部經驗來看，作為世界第一大強國的美國，製造業一直都支撐在美國的發展。 　　數據會說話，美國在2009年之前是世界第一製造大國，如今美國是世界第二大製造業強國。一個最直觀的體現是，在世界500強中，美國企業占超過40%。如可口可樂、通用等傳統製造業仍占主導地位。美國擁有世界第一的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擁有世界第二的第二產業，由於美國產業結構很均衡合理，才導致外界忽略了美國強大的製造業。因此，中國政府未來應當更加注意權衡推動產業“走出去”的利弊，以及塑造均衡的產業結構，避免出現製造業空殼化的現象。 　　這種“空殼化”可能帶來的更大的問題，則是會導致地方的就業結構出現改變，導致中低層就業職位大量流失。 　　例如，具備“走出去”實力的企業，通過向較為落後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生產工序和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之後，中低層的就業職位將逐步遭沿線國家的工人蠶食，原本屬於中國工人的就業職位就會大量流失，帶來失業問題。而且，“走出去”的企業如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獲得更低的生產成本，以及本土不具備的競爭優勢和更大的市場之後，無疑將越做越強，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這將容易壓縮沒有“走出去”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 　　由於中小企業不但提供了中國50%以上的稅收，創造了60%以上的GDP，還提供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職位，因此，中小企業往往是一個國家就業的主體和經濟活力的源泉，一旦中小企業遭受衝擊，不但影響了解決就業問題的載體，也會削減整體社會競爭力，可能會導致實體經濟基礎流失，影響整體經濟的競爭力。 　　“一帶一路”建設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地方在圍繞其作規劃時，不能只看眼前，要多想想未來是平坦還是泥濘，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如何減輕產業、企業“走出去”對本地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的衝擊，這樣才能少走彎路，更好地推動“一帶一路”政策的順利實施。 　　“一帶一路”企業：應更加重視在商言商 　　文章強調，雖然“一帶一路”倡議將推動企業的全方位“走出去”，但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能否在海外市場站穩腳跟、開拓市場，關鍵依然在於企業在商業思維、工作模式和理念等方面，能否從“內在內行”向“外在內行”轉變。 　　對於企業而言，走向國際市場的關鍵是要重視國際商業競爭中最基本的理念——“在商言商”。 　　在商言商說起來是比較淺顯的道理，但是在企業“走出去”的歷程中，由於各種原因常常過多考慮商業之外的因素，不但遭受投資所在國政府的無端猜測，更因此蒙受虧損。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企業即便有官方的強大資金和政策支持作為後盾“走出去”，但要真正走進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應該更多抱持在商言商、務實主義的心態，更積極融入本地社會。 　　首先，“走出去”的企業不要盲目跟從投資所在國政府的指揮棒。 　　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相對落後，當地政府為加快經濟發展，常常急於求成：例如項目規劃缺乏充分論證，在環境評估、技術評估還沒有全部完成之前，就要求外國投資者的項目快速上馬，或是優先選擇施工期較短，但成本較高的項目，這就加大了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成本。有些國家則對本國發展實際水平考慮不足，政府要求外國投資者提供極高性價比的技術、產品和工程。 　　如果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期間，遭遇到此類過於“心急”，把中國企業當冤大頭，對中國企業諸多過高要求的國家時，切切不可盲目聽從投資所在國政府的指揮棒，也不在所在國政府的小恩小惠下匆忙上馬項目，而是應該充分做好盡職調查、技術審查和風險評估工作，辨別項目可行性較高，成本效益和回報有保證之後，才是作出投資決定的較佳時機。 　　其次，企業進入海外市場要培養匠人（craftsman）精神，關注產品的質量和技術，打造企業的良好聲譽。 　　相比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當前中國企業“走出去”在產品質量和技術、企業聲譽方面有一個軟肋。我們看到，當前很多條件比較好、回報較穩定的項目，往往被發達國家的企業奪得，條件、回報均一般或較差的項目，中國企業才能分一杯羹。即使是這些“雞肋”項目，中國企業之間還不時進行“內鬥”，展開激烈的競爭，有企業採取低價中標策略，這不但為以後在項目實施過程埋下隱患，也影響了中國企業的聲譽，得不償失。 　　因此，在“走出去”過程中，除了企業之間要加強合作，建立合作機制，以及中國政府建立及完善協調機制，有序引導企業參與招投標等之外，更重要的是企業要培養匠人精神——對於產品質量、製造技術的的崇敬，更加強調企業間的分工與合作。匠人精神並非不鼓勵競爭，而是競爭的前提是以產品的質量、製造的技術說話，以此迫使企業不斷改進技術和質量。這樣，最終獲益的不僅是企業，更是所有民眾。 　　只有具備了匠人精神的企業，在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時，輸出質高價優的產品和工程項目，才能在於發達國家的競爭不落下風，才能為中國的企業、產品、技術贏得口碑。 　　再次，在重視產品質量的基礎上，要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後續服務。 　　企業打開海外市場，除了提供產品之外，後續服務往往更為重要。尤其在“一帶一路”倡議推動的初期，不少海外投資企業集中在基建方面，此類業務的長期服務不但利潤豐厚，更有利於企業真正在海外市場“走進去”，讓投資所在國離不開中國企業，是打造企業品牌、口碑的關鍵。 　　在這方面，香港、澳門不少大企業擁有豐富的經驗。雖然香港企業不像內地那樣擅長修大型基礎設施，但在運營、服務上卻有獨到經驗。香港港鐵公司在車站管理、車站設計的便利性上有口皆碑，其車站上蓋的房地產綜合發展的模式更讓港鐵成為全球極少數盈利的公共交通系統。香港機管局在機場設計、航班管理和高效運作等服務的模式也早已達到國際一流水平。 　　香港的港口運營商在碼頭建設、航運調配和國際物流方面，澳門的休閑旅遊業經營者在城市整體旅遊規劃方面，都擁有豐富經驗，甚至比歐美日國家的同行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此，內地的企業除了交流、學習先行者們在長期服務方面經驗外，也可以考慮聯合具備一流國際服務水平的港澳企業抱團“走出去”。例如，中國在對沿線國家開展高鐵鐵路、機場和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時，就可聯同香港的港鐵公司、機管局、港口營運商和澳門的休閑旅遊業經營者共同“走進去”。 　　其四，不應抱有“支援貧困地區”的想法，而要在商言商，以及培養在地化（Localization）意識。 　　過去不少企業“走出去”，不但較少主動融入當地社會進行人文交流，也較為忽略當地勞工褔利、安全保障和環保因素，不少企業更抱有“Over Pay”的想法，認為只要用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不少“一帶一路”沿線上的發展中國家，已開始對中國企業的投資說不，或者是要求中國企業提供更優厚的條件，付出更多的金錢。 　　這並不僅僅是中國企業的毛病，過往很多西方跨國企業也曾由於在地化意識不強而吃虧。例如日本豐田汽車就曾在位於加納比海的波多黎各推出一款名為“Fiera”的汽車，結果乏人問津，最後一調查，原來“Fiera”在波多黎各的意思是指“又醜又老的女人”。 　　以此為鑒，企業“走出去”更加要培養在地化意識，主動學習及掌握當地的制度和文化，遵守規則，與當地社區形成良性互動，主動融入當中文化，了解當中的風俗習慣，適應地方需求，不能有僥幸心理。同時，中國企業除了參與該國的官方項目之外，也要考慮“接地氣”，更多與當地民營企業合作。只有逐漸為投資所在國的民眾所接受、認同，中國企業才有可能發展得更順利、更快。 　　簡而言之，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之下，中國企業“走出去”，應該大大方方、直接了解地告訴投資所在國的政府、民眾，中國的企業過來投資，就是在商言商，合法經營、追求盈利。坦坦蕩蕩，則更能避免投資所在國對中國企業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或作出過高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能夠消除各國猜測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背後目的，降低外界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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