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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 所為何來

http://www.CRNTT.com   2010-01-20 10:07:21

“模式”是一個“理想類型”的概念，即把一些大致相同的東西歸為一類，把截然不同的東西歸為另一類，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有“中國模式”，就需要論證中國哪些東西是與已經存在的發展模式截然不同的。 　　中國的經濟體制目前是一種“國民經濟體系” 　　認定有“中國模式”者大概受到兩個因素的鼓勵。一是相對於“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因為鼓吹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最終在金融海嘯中灰飛煙滅。但這還不是一個好的根據。 　　考察西方過去一個世紀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只不過是對主張國家主義的凱恩斯主義的反動。事實上，自20世紀初以來，國家的作用就越來越大，凱恩斯主義只不過是這種實踐的理論抽象。也就是說，在過去一個世紀裡，鼓吹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只盛行了30年，因而不能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失敗而證明自己的與眾不同。 　　第二，應該也是最重要的鼓勵性因素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中國崛起已經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中國經濟奇跡靠什麼？中國經濟奇跡是否因為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在新中國的60年裡，前30年實行的是典型的“蘇聯模式”，後30年則是在探索中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就是國家導航下的市場經濟，即事實上的“國民經濟體系”。 　　經濟史告訴人們，自英國、美國以後的包括法國和德國這樣的“後發國家”，現代化起步越晚，國家的作用越重要。比如，不同於英國的自由放任主義，法國在現代化起步階段是國家輔導下的銀團+大企業模式；不同於法國，德國則是國家直接組織的西門子、克虜伯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大企業；和德國類似，日本、韓國等走的也是一條國家導航下的經濟結構即“發展型國家”。 　　對於“後發國家”的發展模式，著名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在《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中提出了“落後的優勢”理論，即越是後來的落後國家，國家和制度就越重要。他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採用各種制度性手段的結果，而這些手段在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則很少或者根本就沒有類似的存在。” 　　中國的經濟體制目前仍是一種“國民經濟體系”，中國還沒有走出歷史上被多次實踐的、在理論上已經被總結出的“落後的優勢”或“發展型國家”。 　　如果說中國經濟走的是一條共同性的規律，那麼中國的社會體制能否跳出既定的規律而形成自己的模式？事實上，中國目前正在學習和實踐人類既有的社會管理經驗，比如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哪個國家能在沒有好的社會保障體制的條件下實現社會和政治穩定？ 　　競爭性選舉之外的可能性 　　我認為，中國能否建成自己的模式，關鍵在於根本性問題的政治領域。而即使在政治領域，我們也不能否認現代國家所共享的“人民主權”原則。無論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其指導原則都是“人民主權”(又曰“主權在民”)。承認這一點，就意味著所有的國家都需要搞民主，讓人民當家作主並讓人民滿意。 　　民主的形式應該是多樣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建成一套行之有效並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中國特有的民主模式。 　　目前國內外關於民主的一個共識性看法是，民主意味著“競爭性選舉”，否則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競爭性選舉=民主”，是二戰以後西方理論家的包裝，然而，這樣的民主在很多非西方文化的國家證明是失敗的。 　　中國很多人在觀念上已經不排斥選舉對於民主的重要性。但是，一定要認識到，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種倫理本位的以家庭為基礎的集體主義文化。個人權利本位的競爭性選舉將為中國帶來什麼？至少在未來幾十年內，沒有人能、也沒人敢給出肯定的、清晰的答案。 　　既然競爭性選舉只是民主的一種形式，那麼能否基於中國傳統政治的資源，即集體主義文化傳統之上的協商政治，而發展出一套不同於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選賢與能”？並在協商政治和“選賢與能”的基礎上，讓盡可能多的個人和集體參與到政治過程，讓他們表達利益訴求，並做到政治過程的公開、透明？在將來，如果中國能做到這些，人民並因此而滿意，我們才可以自豪地說：這就是中國模式！（作者楊光斌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政治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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