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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陪都重慶：一些曾被忽略的側面

http://www.CRNTT.com   2014-01-18 11:17:33

【1940，陪都物價開始暴漲】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公教人員的生活雖受到嚴重影響，但還未到難以忍受的程度，因為消費品價格的增長相對緩慢：“最重要的是戰爭頭兩年食品價格上漲和緩——在重慶僅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國民黨地區受惠於大豐收——在當時未被占領的15個省中，收獲量高出戰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價格比食品上漲快——例如衣服的價格到1939年年中大約翻了一番，但大多數中國人可以推遲購買新衣服。而住房的費用，除難民群集的城市外，則上漲不大。其結果是在頭兩年裡，大多數人能夠承受通貨膨脹的影響而不過分困難”。（《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但到抗戰中後期，民眾的生活狀況日益惡化。這種明顯的變化起自1940年，據《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物價史料匯編》所載1937～1941年6月《重慶各項商品平均零售價格表》，從1937～1939年，食品類的價格基本持平，而自1940年起，各種食品價格陡然爬升，其中每市鬥中等籼米1937、1938、1939、1940這幾年的價格分別為：1.253、1.203、1.297、7.067元，而到1941年6月更上升到每市鬥41.87元，其他主要食品的價格也基本類似。1940年，王世傑在其日記中也多次提到物價問題，十分直觀地記錄了這一年中米價上漲的驚人速度：  　　3月15日：“據調查，重慶市之物價，如以七七事變時之物價為准（100），在二十八年一月，尚不過一七，到本年一月，則已躍至三八以上。（即每一元之實值僅等於戰事發生時之二角六分）此事最為可慮”。  　　8月9日：“重慶市米價，在政府盡力平抑之下，每市石（一百二十餘斤）亦達七十元以上。”  　　11月16日：“近日重慶市米價，較諸四星期前，突漲一倍（即由每市石八十餘元漲至一百六十餘元）。一般公務人員及教員學生均有斷炊之虞。今午在蔣先生宅商討發給公務人員及學校以‘平價米’辦法。惟辦法不得其人恐亦不易有良結果。”  　　12月7日：“近因米價猛漲（每一市石漲至一百九十元），公務人員及學校教員大都不能維持生活（因薪俸仍與戰前無異）。政府對於渝市實行供給平價米”。  　　另據易勞逸的研究，“在1940年，官員工資的購買力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大約1/5。到1943年，實際工資跌落到1937年的1/10。雖然他們的境況因每月有米、食油等津貼而有所緩解，但官員們經常生活在——用張嘉璈的話說——‘赤貧’之中。”（《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下卷）  【戰時公務員生活一再惡化】  　　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少將組長的唐縱，在1943年1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近來羅家灣盜竊甚盛，有一軍令兵盜一褲為督察所緝，泣曰，來局工作八年，每月月薪僅十三元，家有老母，病不能醫，故出此下策，良非得已，夜乘衛兵監視之疏忽，貽信而遁。書曰，窮困出此下策，無以對國家，自殺以謝老板。聞之不勝凄然。”  　　此時，不但是一些職務低的公務員感受到物價的刺激，一些國民政府高級官員亦感受到痛苦。唐縱在日記中多次寫到生活困難：“戴太太送了幾百元來酬勞代他匯的款。這些時，實系太窮了，不然，我哪能受他這些酬勞呢？”“下午晉見委座，問我調統局情形，人員情形。委座注意其內部人事尤其人才，問我何以外間人才不能進去？答兩個原因：一對戴懷恐懼；二待遇太低，原有人員均不肯賣氣力。委座對職員待遇已允改良。臨時，問我的生活情形，我見委座已在開門，外間史迪威參謀長候見，不便多說，答可以。實際上生活很苦，只是不願開口向委座要錢”。“為何近來大家不安，議論甚多？我以為幾個原因：一、因物價高漲生活困苦，煩惱之情充溢；二、因風氣日壞，貪污日多，政治弱點日益暴露。”  　　家庭負擔較重的王子壯則對此感受更深：“昨由部帶薪水歸，約略計之，本月又不敷甚巨。蓋因過陰年已先借三四百元，本月又須為鐸昭兩人交學費，約二百元。餘八百餘元之薪金，如何能濟此月之用。”“因物價日昂，布匹尤甚，普通上漲十倍以上，全家人甚多，收入至感不敷……餘之收入，上月因捐扣較少，達九百元，在公務員中亦為收入較高，以人多物貴，痛苦至此。其他一般普通之公務員在生活上，必更感重大之威脅也。”。（《王子壯日記》第6册，1940年5月6日）  　　在國民黨高級職員中，王子壯應屬老老實實、奉公守法之輩，因之他的生活過得格外辛苦。不僅是唐縱、王子壯感到了生活的重壓，即使是丁惟汾、戴季陶等國民黨元老亦未能幸免：“丁（惟汾）先生生活之簡，人所共知，而彼每月家用達一千八百元，以見物價之逐日增漲，有固定之收入者直無以維持生存也。”（《王子壯日記》第7册，1941年8月7日） “上月三十日晤戴先生，餘詢彼暑期是否去成都，彼對目前生活極為艱難，以為回家，親友多孤寡，今並此維持彼等之費難以籌得，豈不可嘆……院長地位在全國為最高，僅亞於主席而叫苦如此，是八年抗戰之結果，真已使人心趨於不安之境矣。”（《王子壯日記》第10册，1945年8月6日）由此觀之，3年多之後戴季陶的自殺，就不僅僅是出於政治上的絕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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