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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種”：思考日本文化的一種前提

http://www.CRNTT.com   2014-05-27 14:41:59

一如阪口安吾所描述的，隨著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戰敗的廣播聲，同時倒台的還有戰爭時期的道德、犧牲、天皇、國家等等長期捆束日本人心靈的各種“終極”觀念。舊有的意識形態嘩啦啦剝落神聖油彩露出泥胎，迫使人們不得不回到具體生存這樣一個最原初的點。這個激烈的發展變動同時來自歐美世界猛烈的制度與文化衝擊。戰爭中被稱為“鬼畜英美”的歐洲和美國，帶來了民主主義，帶來了異色的文化，這一切作為“進步”的象徵席捲而至，亂石穿空，驚濤拍岸，一浪高一浪。還有更重要的一層變化，是經濟的發展。直到今天，很多日本學者仍然強調，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五年，日本社會經歷了十年的恢復期。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日本經濟上開始進入高度成長期。就在這一年，政府的《經濟白書》公開宣言“已經不是戰後”。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推動下，思想界對“何為日本人？”、“何為日本文化？”開始重新進行思考和評價。這一切正構成了加藤周一“雜種文化論”出現的背景。  　　可是，當思想界重新思考“何為日本人？”、“何為日本文化？”這樣的問題時，日本知識分子便不得不面對著“丸山真男困境”。丸山真男曾經講到，日本思想史中有一個反覆出現的現象，就是作為教養或意識形態的政治思想幾乎都是外來的。從儒教、佛教、基督教，從無政府主義、民主、到馬克思主義，無不如此。儘管有一些學者想脫離這些外來思想尋找“日本獨特的”世界觀，如日本的國學的學者們 —— 他們的研究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正像一九三O年以降大行其道的“日本主義”、“日本精神” 論最終失敗一樣，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建設，這種努力最終都是以失敗告終的。另一方面，日本思想的發展又好像不僅僅是外來思想引進的歷史。研究朱子學的學者會感覺到，在日本的朱子學和中國的朱子學多少有所不同。歐洲的自由和民主到了日本也發生許多變化。這給人另一種錯覺，那就是日本思想史就是對外來思想的歪曲史。從事思想史研究的丸山真男認為，這明顯也不是建設性的思路（《丸山真男全集》第十二卷）。  　　解決這一困境的方法何在？加藤周一對以西方文化“純化”日本和企圖驅除西洋因素保留純粹的事物都抱批判的態度。他主張日本文化是“雜種文化”。他回顧歷史說，明治以來，只要出現“全盤西化”的浪潮，緊接著必定出現與此反動的崇尚日本事物的浪潮。近代以來的日本歷史一次次就是這樣的反覆和循環。要擺脫這樣的惡循環，根本點之一，是看清楚日本的現實。一個傳統、古老的日本已經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日本的西化已經非常深入”這一事實。換言之，現實的日本文化就是雜種文化。 　　在審視自己民族的文化時，外面的世界無疑是重要的參照物。剛剛從歐洲歸來的加藤周一不僅看到了日本不同於西方的地方，同時看到了地處亞洲的日本所發生的與亞州其他國家不同的重要變化 —— 日本在西化的路上已經走了很遠。“在亞洲，只有日本使西方文明以這種方式扎根。日本既不同於馬來半島，也不同於印度和中國。當我從國外回到日本時，較之西歐與日本的不同，這種不同更加強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明治以來致力於“脫亞入歐”的一系列物質努力和發生在戰後精神世界的一系列變化，促使他把注意力從單純的“傳統的日本”或“西化的日本”轉向“雜種”的日本。他說：“我傾向於認為，日本文化的特征在於這兩種因素深深交織，彼此難分難解這種狀況本身。” “即如英法文化是純種文化的典型的話，日本文化就是雜種文化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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