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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實現體系內全面崛起的四步走戰略

http://www.CRNTT.com   2014-06-08 10:01:06

確立這一四步走戰略的合理性不僅來自於大國崛起的歷史啟示，更在於當前中國崛起的特殊性和時代性。一方面，中國並非首次崛起，而是經歷長達近兩個世紀的衰退之後的偉大復興。另一方面，與既有的大國崛起相比，中國當前崛起的國際體系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當屬兩個方面。一是在全球化和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出現的“時空壓縮”效應，其後果不光是傳統線性敘事結構的崩潰，更有將過去和未來全部壓縮在當下的長期戰略視野喪失。二是與前一點密切相關的“權力終結”效應，即權力在現時代越來越難以獲得，同時維持或保有此等權力的難度越來越大、時間越來越短。這樣，中華民族今天的偉大復興，必然要求中國既要汲取中華民族興衰的經驗教訓，也要汲取其他大國崛起的經驗教訓，還要考慮新的時代背景所提出的嶄新要求。 　　首先，中國應繼續夯實崛起的物質前提或追求可持續的經濟性崛起。與歷史上的大國崛起不同，中國當前的崛起不光是因一個偉大國家的再次復興而引人注目，更因為“當下的衝擊”導致的“時空壓縮”感遠遠放大了中國崛起的可能衝擊。因此，中國的物質性崛起或更狹隘的經濟性崛起必須同時結合歷史上大國崛起的三種路徑：中國仍須堅持迄今為止總體成功的融入式崛起，堅定自身作為體系參與者、維護者和建設者的角色；中國仍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某種程度上保持一種孤立式崛起的氣質而未必是孤立政策，這於道德性崛起或許有潛在重大意義；中國也須堅持進取式崛起方法，特別是考慮到中國當前的崛起更多被放到顯微鏡下和鎂光燈前加以考察。 　　其次，中國大力建構崛起的道德支撐或追求全面的道德性崛起。自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上任以來，一種新型的中國與世界共享命運的道德理念體系正在形成，並具備了成為下一代國際關係核心價值觀的潛力。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同利益”。此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及，中國要“找到利益的共同點和交匯點，堅持正確義利觀，有原則、講情誼、講道義，多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2014年4月1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中進一步提出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三位一體”思想。借鑒美國實現道德性崛起的歷程，中國的道德性崛起完全可以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這一“三位一體”為核心，通過責任共同體將位於現實主義一端的利益共同體和位於理想主義一端的命運共同體聯繫起來。 　　最後，中國應穩步發展崛起的保障機制或追求穩打穩扎的制度性和軍事性崛起。 　　當前中國崛起面臨的重要尷尬之一是，伴隨中國經濟性崛起而來的“水漲船高”式軍事能力發展，很大程度上引發了周邊甚至更大的國際社會的不安和警惕，某種程度上強化了中國周邊地區“經濟上依賴中國、安全上依賴美國”的二元結構。中國的軍事能力提升如何建構其國際合法性甚至某種特權，至少目標需要強調其公共產品提供功能，可從國內和國際兩個角度分析。就其國內功能而言，中國需要強調其軍事能力的核心功能是防禦性地保衛中國的國家利益。需要指出的是，考慮到戰爭性質和目的的演變，軍隊傳統的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正演變為一個基礎性功能，而更多的延伸性和服務性功能正快速發展，如救災、國內反恐、保護和促進經濟發展、維護中國海外合法權益等。就其國際功能而言，中國需要重點強調並進一步發展其軍事能力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功能。儘管中國目前已經參與了諸多為國際社會提供安全類公共產品的活動，特別是如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打擊恐怖主義、參與國際反海盜努力以及2012年由中國所發起的“中非和平與安全合作夥伴倡議”為非洲的和平與安全能力提升提供幫助等，但很大程度上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安全類公共產品的能力和空間都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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