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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存權 中國改革須高度重視

http://www.CRNTT.com   2009-12-08 12:00:54

改革要給普通人民以希望，而不是憂慮感。 　　中評社香港12月8日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今天在《聯合早報網》發表文章“中國墻”。作者強調：“社會墻”“出現和信任的解體已經在越來越多的方面阻礙著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正常運行。沒有信任就不會有有效的改革。”“在權力和資本結盟的情況下，社會的選擇又會怎樣呢？如果自己不能主動拆墻，那麼社會一旦憤怒，這一堵堵墻終究將會被推倒。”  　 　　20年前，柏林墻倒塌了。柏林墻是冷戰的產物，當時東德政府構築柏林墻或許是對國際環境壓力的一種無奈反應。今天，在全球範圍內，人們賦予柏林墻倒塌的意義似乎已經遠遠超越於柏林墻的構築。圍繞著20周年紀念，今年有大量的有關柏林墻倒塌的文獻發表，其中一些重要文獻是由前東德政府官員提供的，是反思性的。閱讀這些文獻，不難體會到，墻不僅僅是東德政府修建的，它也是被東德政府自己推倒的。在東德政府統治下，這堵墻越築越高，越築越厚。更有意思的是，這堵墻倒塌的關鍵在於東德社會對其政府改革的極端不信任。在墻被推倒之前，東德政府並不是不想改革。儘管很多改革措施開始到位，但為時已晚，社會已經對政府失去了起碼的信任。不管政府方面做什麼，或者想做什麼，都無法贏回社會的信任。墻築得很辛苦，但頃刻之間，就被推倒。跟著柏林墻倒塌的是經營了數十年的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及其各國共產黨政權。 　　　　　　　　 柏林墻倒塌之後 　　　　　　　 中國走出了一條全然不同的道路 　　柏林墻倒塌後，無論是西方的學界還是政界都相信，中國也會很快步東歐共產主義的後塵。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就預言，“自由在中國必將勝利，共產中國必將終結”。但很顯然，這並沒有發生。相反，自柏林墻倒塌之後，中國走出了一條和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全然不同的道路。這自然要歸功於鄧小平當時的政治判斷。鄧小平相信，在東歐和蘇聯，表面上是社會力量推翻了那裡的執政黨，但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執政黨自身，在於執政黨的不作為，自己推翻了自己。中國如果要避免走蘇東道路，那麼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1992年南巡後，中國加快了改革步伐，取得了快速的經濟發展，創造了世界上的經濟奇跡。中國沒有柏林墻。內部的改革使得執政黨為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物質利益，而經濟發展為執政黨提供了充足的新的合法性資源。與此同時，通過開放，中國也和國際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到今天，中國的開放程度不僅遠遠高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甚至也高於一些發達國家。 　　　　　　　多道“社會墻”的出現 　　但是經過了那麼多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人們遽然發現中國也正在出現了一道又一道並且是日益厚重的墻。這一道道墻當然不是由鋼筋水泥砌成的，而是由高強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會墻”。這些墻存在於社會各個群體和各個角色之間，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在資本和人民之間，在窮人和富人之間，等等，不一而足。筆者曾經多次論及中國社會各群體間面臨的信任（或者誠信）危機的各種表現形式。那麼，形式多樣的社會不信任會產生怎樣嚴重的社會政治後果呢？這不是很多人都能清楚認識到的。信任是任何一個社會能夠正常運作的最基本的前提條件。一旦社會群體和角色之間出現一堵堵無形的墻，信任自然解體，社會跟著解體。 　　墻的出現和信任的解體已經在越來越多的方面阻礙著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正常運行。沒有信任就不會有有效的改革。沒有人會否認今天的中國社會面臨著無窮的問題，也沒有人會否認這些問題是要通過改革而得以克服和解決的。但現在的問題是，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已經使得任何改革越來越困難。政府任何一個改革舉措，無論是經濟改革，或是社會改革，或是教育改革，都不會引起社會的熱情。隨之而來的大多是猜疑、冷嘲熱諷，甚至抵制。 　　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不是沒有正當的理由，而是建立在自己已往的經驗上的。中國的改革政策從來就是自上而下，社會在墻之外，本來就沒有參與政策制定的機會。無論是政策的制定還是執行，各級政府官員都是欺上瞞下。黨政官員把自己關在城堡之內，隔離於社會，其設計的改革又如何能夠體現社會的真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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