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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歷史：常書鴻的膽識與徐遲的諛辭

http://www.CRNTT.com   2010-07-16 12:36:55

常書鴻先生 　　中評社北京7月16日訊／一提到敦煌這個令世界震撼的東方藝術寶庫，便會聯想到它的守護神、敦煌文物保護事業的開拓者常書鴻。這幾天，正讀著建築藝術研究所前所長蕭默的新著《一葉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書中詳述了作者在敦煌藝術研究所度過的“文革”歲月，把那荒誕歲月中的扭曲人性表述得淋漓盡致。尤其是作者筆下的常書鴻，洗盡鉛華，落盡粉黛，將其重新還原為一個真正的人。這已經不同於我們以前看過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敦煌的光彩——與池田大作對話》和徐遲《祁連山下》的常書鴻了。 　　作者通過與常先生的多年接觸認為，常書鴻只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並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藝術的藝術家，性格率真，為人真摯，也是一個完全不懂政治的人。解放前夕，常先生之所以沒有去台灣，並不像有的作家所描述的那樣是先生已經看透了舊政權的腐敗和反人民的性質，也不是他對新政權宣告的共產主義美好遠景有多少認識，只是因為敦煌在大陸，他的事業在敦煌，所以永遠不能離開罷了。常先生1948年在南京和上海辦敦煌藝術展時見到過蔣介石，回來傳達說：“蔣委員長對我們的工作慰勉有加。”就在舊政權行將覆亡之際，常先生還從舊政府那裡領到了研究所的最後一批經費，為此，常先生脫口而出了一句感慨：“黨國已經把最後一滴血都擠給我們了！”這些，在“文革”期間成為他是國民黨殘渣餘孽的罪證。其實，對率性而為而且從不設防的常先生來說，這些話語不過是他極其自然並不摻雜任何政治評判的表述而已。真正的歷史還有，在歡慶解放的激動剛剛過去，酒泉軍分區竟將敦煌研究所定性為特務組織，沒收了所裡全部財產，還查抄了常先生的小木屋，命令他等候處理。雖然這只是一個小插曲，很快就糾正了，但讓一向並不防人的常先生也不能不警覺起來，直到他“文革”期間被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留所監督勞動，只能領取一點可憐的生活費。 　　當然，常書鴻也是一個凡人，也有他的弱點，在政治圈子裡歷練多年之後，也開始盲目地追逐政治了。書中透露，“文革”初起、瘋狂造神的時候，常先生也有一個提議，要給莫高窟開掘一個新窟，把偉大領袖群以及紅色業績彩繪在上面。幸虧這個壯舉當年沒實現，不然的話，也稱得上是驚世駭俗了。但是，最令人佩服的是1962年，常書鴻的另一個驚人舉止。那時候，甘肅正發生著非正常死亡上百萬人的慘劇，研究所的人員普遍浮腫。為了保存這些好不容易才聚攏來的人才，常書鴻先生作出了一個大膽的不同凡響的決定，在會上向全所人員宣布：如果自己有活路，可以請長假暫時離開研究所，工資、糧票按月照發，路費報銷，只要能保住一條命，將來回來，就是勝利。敦煌研究所是什麼機構？它是國家文保系統的一個事業單位，大難當頭，作為所長常書鴻竟能作出讓員工自謀生路、免成餓殍的決定，真是稀世罕見。除此之外，至今還沒有見到在大饑荒年代中、有哪一個單位領導敢於作出如此果敢的決斷的。這個意義，在我看來不亞於1978年底，安徽鳳陽小崗18戶不想餓死的農民在一起賭咒發誓，簽下分田到戶“生死契約”的劃時代行動。非有人命關天、舍我其誰的膽識與勇氣，是做不出來的。 　　可是在我們有不少遵循“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傳記文學和報告文學中，卻有意無意地要把常先生與他並不熟悉甚至從沒有弄懂過的政治聯系起來，給先生塗抹上一層光輝的色彩。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徐遲，就是要把常書鴻這樣一個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描述為革命者想象中理所當然的高大全式的人物，以他的那篇著名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來說，就杜撰出由延安共產黨人派到玉門油礦的老工人來與常書鴻對話；還有在敦煌藝術研究所最困難的時候，一批熱血青年來到了千佛洞，參加了他的隊伍，“他們是自動組織，自願前來的，然而他們背後卻有著一個強有力的領導。”強烈暗示敦煌的工作早就得到了黨的關懷了。還有的傳記竟公然虛構常書鴻的助手就是黨派來的雲雲。另外，幾乎所有與敦煌有關的文學作品，都對解放後的千佛洞塗上一層厚厚的色彩，似乎只要一“解放”，這裡馬上就充滿了陽光，成了一個理想國。說這裡的“研究員”們個個都穿著西服，打著領帶，享受完“特供”晚餐後就在林蔭道上漫步，討論著高深的學問，或是拉著小提琴，從哪一家還傳來了鋼琴聲，千佛洞沉浸在一片如詩如夢般的氛圍裡。這些脫離現實、匪夷所思的美化報道，讓生活在艱苦創業和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中的敦煌人讀來，都禁不住苦笑不已。 　　徐遲就是這樣描述的，“現在，研究生都有很好的畫室，而且生活在光亮的現代設備的建築物中。戈壁上築了大水庫，公社開了荒。研究院建立了自己的牧場，他們能吃到牛奶和奶油。”要知道，這些通篇充斥著阿世諛辭的作品的寫作和發表年月，正是常書鴻決定讓敦煌研究所員工出去自尋活路、不被餓死的時候。 　　據中國財經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國人口.甘肅分册》記載：上世紀60年代初，甘肅人口只有1210.82萬人，卻非正常死亡上百萬人，約占總人口的8%。當此之際，徐遲還在報告文學中信馬由繮地粉飾太平，錦上添花。所以，作者在書中質疑道，對於寫過包括《哥德巴赫猜想》等優秀作品令人尊敬的徐遲來說，這一段“光明的尾巴”無疑是一大敗筆。在當時環境下，像徐遲這樣的作家多是閉著眼睛奉旨行事的，即便不能做到秉筆直書，也可以回避，更不用寫這麼多違心之言。 　　為了求證，筆者還專門在《難忘徐遲》一書中，查找《祁連山下》的寫作發表的時間，但在“徐遲年表”章節中，這一段卻是闕如失記的。於此可見，在歷史面前，連紀念集的編撰者們，也都是知道“為尊者諱”的。（來源：南方網2010年07月14日　作者：韓三洲，文史學者；原標題：常書鴻的膽識與徐遲的諛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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