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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有多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09:07:05

除此之外，作為有效表現形式的文化載體及文化傳統的匱乏，也有影響。比較意大利的文藝複興和法國的啟蒙運動，其深厚的文化傳統和繪畫、雕塑、戲劇、詩歌、小說等普及大眾的文化載體起了極為重要的傳播和宣傳的作用。但“五四”期間，中國知識分子可以利用的文化載體形式極其單調，除尚難形成氣候的新詩和小說外，其餘實在乏善可陳。因而，其影響力不能不深受局限。  　　我們在這裡還應該注意到國民性格的影響。比較日本、印度等國，中國國民的性格較為急功近利是顯而易見的。孫中山當年剛發動了一次失敗的廣州起義，流亡英國讀了幾部有關社會主義的書，就跑到位於比利時的第二國際總部，宣稱中國雖然是一落後國家，但他所領導的革命一旦成功，將會立即實行社會主義政策，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孫中山“畢其功於一役”的幻想，在毛澤東身上也有類似的體現。政治領袖如此，普通國人  　　（或曰漢人）其實也不例外。舉個最容易明白的例子。1980年代初，我住的地方有一個路口的一個拐角處相關部門鋪了草坪，並用鐵欄圍起，在鐵欄外沿馬路用水泥磚鋪了一條要拐些彎的人行道。沒過多久，我就發現許多行人並不沿著人行道拐那個彎，而是生生邁過鐵欄從草坪切一條直線踩過去，沒多久就硬是在綠油油的草地上踩出了一條寸草不生的黃泥路出來。本以為，這可能是一般民眾的素質不高。不意，幾年後，讀葛劍雄的雜文，發現他在復旦大學裡也有著同樣的觀察，學生們並不比普通市民的素質高到哪兒去。後來我到北大來工作，發現北大的情況也一樣。二院門前偌大一片草坪，裡面彎彎曲曲修了幾條石子路，卻還是有不少人一定要走捷徑。因此生生從它的西北角到東北角，走出了一條光禿禿的土路來。其實，許多年來大家議論甚多的生活中的種種現象，像排隊加塞兒、不等車上乘客下完便一擁而上先擠進去，過馬路不等綠燈，包括中國特有的社會文化現象，即辦任何事都要走門路、找關係，等等，都是我們國民性格的一種反映。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起人從主張“一點一滴”地改造社會，到轉而尋求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之法，並能夠引起許多人的響應，也同樣不是偶然的。  　　由上可知，1915-1920年間，完全沒有理性地討論人權問題的客觀條件，且人權問題不是，也不可能真正成為多數國民迫切要求解決的共同問題。正因為如此，即使在留洋歸國的知識分子中間，對人權問題的重要性也很難達成普遍的共識。實際上，究竟是人權重要還是國權重要，一個世紀後的今天，在中國也仍舊沒有得到解決。因此不難了解，包括對所謂人權問題的理解，當年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的討論，也多只會著眼於婦女問題、貞潔問題和傳統倫理，如孝道對青年的不合理壓迫等。對人權的基本問題，即人人得享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反抗壓迫權等，卻極少能夠有深入具體的理論闡述和研究。  　　既然討論人權問題的緊迫性不可能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的共識，那麼，當國權問題迫在眉睫時，“外爭國權”就自然會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而對政府及其政治的嚴重不滿，也自然會引發人們對民主（民治）的向往。人權問題的討論，很快轉向民主（民治）問題的討論，實屬必然。  　　因為西方的政治民主根本是以對人權理念的認同為前提的，故對人權問題的價值及其意義，包括對人權的基本權利問題形不成真正的共識，所謂民主（民治）之類的主張，在當時也只能流於空談。而巴黎和會上英美政府的表現，也在相當程度上大大減弱了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迷信感，這同樣不可避免地會刺激他們努力另尋出路。  　　對民主政治的失望，顯然便利了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等種種新思潮的泛濫與流行。原本就相信中國的改造只能從社會改造做起的中國知識分子們，重新回到“社會改造”的思路上去，幾乎不可避免。隨之而來的俄國革命的意外成功，特別是它抗擊列強壓迫和干涉的驚人表現，自然會引起中國社會輿論和眾多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走俄國人的路”，求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之道，也正切合了眾多國人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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