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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經歷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直言無悔——我的“右派”經歷》新華出版社出版
  中評社北京8月9日訊/一個知識分子的暮年反思,一段不堪回首的國家往事。著名作家吳思、劉震雲近日聯袂推薦新書《直言無悔 我的“右派”經歷》,以下是該書書摘:

二、直言相諫激怒當權領導

  我回到住所,最先見到的是原編輯部的郭游和楊平。郭游外形很瘦弱,個子不高,可是火氣很大,直筒子脾氣,說話不管不顧。我向他們兩個了解運動的進展情況。郭游說:“志願軍裡哪來的反革命?大嚷大叫的火力倒挺猛,全是沒有目標亂開槍。”我深知這老兄的脾氣,他在三反運動中受過一些委屈,可能對政治運動有些抵觸情緒。楊平這個年輕的見習編輯和郭游正相反,高大魁偉,赤紅臉,濃眉大眼,從外形看是個標准年輕軍人,可是他的性格卻老實到有點窩囊的地步,上眼皮總是下垂著,一說話就臉紅,是宣傳部有名的老蔫。他只是紅著臉笑,並不說話。

  正在郭游高聲大調地申明他的見地的時候,宣傳科的助理員張山跑來了,一進門就緊緊握住我的手,不停地搖著說:“剛聽說你回來了,怎麼不多休息一些時間!”我說:“接到兵團的信,叫我盡快回來參加運動。”他說:“是啊,是啊,運動一開始,工作更忙不過來了,你再不回來我真有些吃不消了。”論關系,我和張山是前後同學。他是1944年從敵戰區北平出來,到晉察冀解放區華北聯大學習的,我是1945年入華北聯大的。他從聯大政治班畢業以後就到部隊搞宣傳工作,有經驗,筆頭子也快。宣傳科另兩個助理員丁海和何秀敏都是年輕人,經驗少,文字功底也差一些。宣傳科長劉鴻飛原是縣大隊政委,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宣傳科起草文件、編寫教材等重要的文字工作主要靠張山。運動一來工作時間少了,一個人更忙不過來了。我回來可以分擔一些他的工作。張山又熱情地問我愛人考學的情況和幾個熟人的情況,但沒有提到原副部長徐逸人。這兩個人性格作風截然不同,工作關系也不融洽。張山走後,我馬上到宣傳部長韓福賢那裡銷假。

  韓福賢原來是政治部民運部長,在徐逸人回國以前就調到宣傳部來了。徐逸人和政治部副主任丁萊夫的關系一直不好,下邊議論:丁主任是為了“改善”宣傳部的領導,把不懂宣傳業務但聽話的民運部長調到宣傳部來作徐逸人的頂頭上司。在當時的部長裡邊,韓福賢的年紀較大,四十四五歲了,又高又胖,據說有“寒腿”的毛病,大熱的夏天腿上也包著護膝。

  我向韓福賢簡單匯報回國休假的情況以後,韓福賢沒有問我一句私事,就像在部務會上講話一樣,鄭重地對我說肅清反革命分子是純潔我們的隊伍,鞏固革命政權的必需的重大的戰略任務,每個黨員幹部都必須全心全意地積極地參加運動。又把兵團黨委對運動的部署、要求和運動期間的紀律等作了一番交待,最後說現在是運動第一,日常的工作由張山向你交待。

  當時,我的情緒很高。參加革命以後,歷次運動——土改、三查、三反,我都是積極分子。我覺得,正像韓部長傳達的那樣,新中國成立不久,國內外的敵人千方百計地想顛覆年輕的革命政權,堅決地、徹底地肅清反革命分子,對純潔革命隊伍,鞏固革命政權確實是十分必要的。我決心全身心地投入肅反運動。

  可是我第一次參加宣傳部的小組會,就發生了使我感到十分不正常的現象,導致了我和韓部長的正面衝突。

  那一次小組會是在宣傳部的辦公室召開的。參加小組會的有宣傳科、文化科和電影放映隊的全部人員。主持小組會的是張山,韓部長也參加了。

  小組會主要是要大家揭發問題,發言並不踴躍,揭出來的也都是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問題,因為沒有什麼有根有據的重要問題,會場的情緒並不熱烈。不料,小組會快要結束的時候,突然出現了爆炸式的場面。

  “爆炸”是由電影隊一個年輕隊員小馬的發言引起的。小馬揭發張山背地裡講丁主任的壞話,說聽丁主任作報告是活受罪,盡說車軲轆話,反反複複、囉哩囉嗦,簡直是對聽報告的一種精神懲罰。

  其實,政治部一些年輕幹部背地裡議論領導——包括丁萊夫副主任工作、生活上缺點的人,並非稀有現象,而且小馬揭發張山的問題,在肅反運動中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不料,坐在張山旁邊的韓部長突然站起,把手上的記錄本往桌子上一摔,紅頭漲臉地衝小馬,說這都是“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挑唆的,徐逸人成心破壞領導和幹部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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