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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被低估的十本書

http://www.CRNTT.com   2011-03-06 11:02:49

“八路軍公主”的革命生涯 董炳月 　　“我額頭青枝綠葉”本來是灰娃女士的一首詩的題目，也是那首詩的第一句。那首詩寫于1974年，當時“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灰娃的精神分裂症尚未痊愈。在灰娃詩作中，這是重要的一首。詩中繁複、凝重的意象具有豐富的暗示性，詩中的“我”則與1974年的中國社會之間保持著特殊的緊張關係。那是一個頭戴桂冠的詩人的“我”，一個“套上這身麻縷長袍”、向死而生的“我”，一個在與多種外在力量的對抗中堅守自我的“我”。36年過去之後，“我額頭青枝綠葉”成為灰娃回憶錄的書名—2010年8月，《我額頭青枝綠葉：灰娃自述》（簡稱《灰娃自述》）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確定這個書名的是這本回憶錄的責任編輯王培元。本來，直到灰娃寫完這本回憶錄，具體的書名都沒有確定。她把取名的任務交給鼓動、督促她寫回憶錄的朋友們，朋友們想出了幾個備用書名，但並不令人滿意。最後書稿交到培元兄手裡，培元兄輕而易舉地就把書名確定了。“詩人的自傳嘛！用她的一句詩做書名。‘我額頭青枝綠葉’！多好！又形象，又有味道。”毋容置疑、得意洋洋的口氣。 　　延安長大的女詩人 　　最為《灰娃自述》的出版感到欣慰的，大概並非灰娃本人，而是許多督促她撰寫這本回憶錄的朋友。灰娃本來謙遜，她說自己從小心智的發育就比其他孩子晚，“懵懵懂懂”。她不認為自己的人生有什麼特殊價值。晚年與張老（即大美術家張仃先生）生活在一起，事事以張老為中心，終日忙裡忙外，淹沒在張老的巨大身影中，她就更難意識到自己的價值。但是，她的價值身邊的朋友看得清楚。這價值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歷史價值，這種價值取决于灰娃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1939年秋天，12歲的灰娃被表姐偉熒（一位年輕的革命者）送到革命聖地延安。灰娃是在延安接受教育、長大成人。在兒童藝術學園的時候曾扮演童話劇《公主旅行記》中的小公主，所以她也被稱為“八路軍的公主”。不過，在我看來，稱青少年時代的灰娃為“革命少女”更恰當。那麼，灰娃與其延安小夥伴們是怎樣生活、怎樣成長的？革命聖地和革命者們是怎樣呈現在這些孩子們的眼中？新中國成立之後當年的革命少年們走過了怎樣的人生道路？這些問題與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歷史密切相關。二是文學史（具體說來是當代詩歌史）的價值，這種價值取决于“詩人灰娃”的誕生方式及其詩歌的特殊性。身為“八路軍公主”、“革命少女”的灰娃，在“文革”中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並且在“精神分裂”的狀態中成為詩人，寫下了許多別致的詩歌。灰娃的個人因素與詩歌產生的特殊背景，使這些詩歌成為研究當代文學、特別是當代詩歌的重要標本。 　　朋友們不停地鼓動、督促，於是灰娃動筆了。開始寫作的時間大概是2008年年初。記得2008年4、5月間與李兆忠兄去“大鳥窩”（北京門頭溝山裡張仃先生與灰娃女士的家），灰娃即拿出部分草稿給我們看，徵求意見。草稿是寫在小片宣紙上的，那些宣紙是張老書法用紙的邊脚料。灰娃的字迹很工整，一筆一畫，端端正正，像是出自小學生之手。她一段一段地寫，然後由牛松麗女士照著手稿輸入電腦。那份手稿很珍貴，應當整理出來送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保管。灰娃是詩人，寫作是在照顧張老、為張老處理各種事務的間隙之間斷斷續續地進行，想到哪里寫到哪里，所以，《灰娃自述》在結構、語言等方面都具有詩歌的跳躍性與散文的隨意性。朋友們認為寫得有特色，但灰娃自己並不滿意，總是說：“寫得不好。我不會叙事。出版了會有人讀嗎？” 　　當然會有人讀。《灰娃自述》展示的灰娃人生多彩多姿，映現在少女灰娃眼中的延安和延安人也是別一種景象。少女灰娃曾經和小夥伴們一起坐在毛澤東、江青身邊看電影，看到毛澤東手指間夾著烟捲兒，褲子上還有幾個烟頭兒燒出的洞。少女灰娃曾經為了演出走很遠的路去鄧穎超那裡拿衣服，看到周恩來、鄧穎超居住的窑洞裡堆放的報紙占了一面墻。鄧穎超帶她到食堂吃飯，送她走的時候親手給她放下軍帽上擋風的布耳朵，系好下巴的帶子。少女灰娃曾經和兒童藝術學園的夥伴們去南泥灣演出，因為掉隊，去的時候坐農民的馬車，歸途騎王震的馬。往返都從同一片花地中穿過，色彩鮮艶的花朵在風中搖曳。此外，還有文藝界的“延安三怪”，煎鶏蛋的詩人艾青，在“作家俱樂部”（實際不過是半山腰上的破窑洞）賣酒的蕭軍夫人王德芬，等等。這類圖景在正史中是很難看到的。 　　對於延安時期的“革命少女”灰娃來說，“革命”是社會實踐，也是美學。所以，那些身穿打補丁的灰軍裝的延安人的舞姿才是那麼高雅（第5章《艱苦、緊張而歡樂的革命者》），藝術家塞克、音樂家杜矢甲、美術家張仃才會在她的青春記憶中留下那樣深刻的印記（第8章《延安“三怪”》）。因為親歷、參與了延安的“革命”，後來又與革命者結為伴侶，所以，當1966年“革命”以一種陌生、怪異、恐怖的形態出現在她面前的時候，她精神分裂了。在此意義上，灰娃的思想觀念和詩歌之中濃縮了20世紀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革命的複雜性、變異性與內部矛盾性，這本《灰娃自述》對於理解現代中國革命具有特殊意義。 　　灰娃的三次婚姻 　　成年之後的灰娃與中國革命的密切關係，經典性地體現在她的三次婚姻中。灰娃結過三次婚，男方均為人杰。第一位是武昭峰，軍人，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王近山司令員的作戰參謀。婚後武昭峰在前線，灰娃在後方的政治部，兩個人東奔西走、聚聚散散，共同生活的時間加起來不足一個月。1950年武昭峰赴朝作戰，在第五次戰役中血灑疆場，壯烈犧牲。第二位是白天（本名魏巍），黃埔軍校四期生，國民黨名將劉戡的少將參謀長，忠誠的革命者。他接受毛澤東的指示秘密為共產黨工作，後因懷疑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便來到八路軍總部，改名“白天”（與國統區的“黑夜”相對），並由彭德懷介紹加入共產黨。其高尚品格深得彭德懷讚賞。解放後白天曾經在南京軍事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擔任領導職務，“文革”開始後受衝擊，1973年死于癌症。第三位就是張老，大美術家，1938年22歲的時候就到延安魯藝執教，建國後主持、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擔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領導，其焦墨山水獨步天下，2010年2月21日以94歲高齡仙逝。灰娃三次承受喪夫之痛，與所愛的人生離死別，這是不幸的。但一同走過的三位男性都是如此杰出，這又是上帝給她的獎賞。灰娃的三次婚姻涉及很多歷史、文化問題—國民黨、共產黨、革命、戰爭、地下工作、文化等等。 　　灰娃晚年與張老走到一起，成就了人間完美的婚姻。二人的結合是詩人與畫家的結合，也是詩與畫的結合。張老比灰娃年長10歲，延安時代就是灰娃的老師。二人同樣是從延安走出，走到北京。雖然生活道路不同，各自有過家庭，但最後一起走進了“大鳥窩”。這種婚姻好像是上帝在冥冥之中安排的。從1986年結婚到張老去世，二人一起生活了25年。正因為如此，對於灰娃來說，在回憶錄中講述自己的婚姻史才是一件困難的事，需要克服沉重的情感障礙。在灰娃撰寫回憶錄的過程中，我曾主動與她討論這個問題，對她說：“您是您，張老是張老。您的人生有獨立于張老之外的價值。”我認為，對於灰娃來說，確立自己主體性的前提，就是將“大鳥窩”的生活相對化、完整地講述自己的人生。值得欣慰的是，她努力地這樣講述了。 　　在丈夫身後的晚年 　　讀過灰娃的詩，看過張老的繪畫、書法作品，又曾目睹灰娃與張老在“大鳥窩”的生活情形，所以，在認識到灰娃的獨立性之後，我發現張老的繪畫、書法藝術實際是受到了灰娃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是生活層面的。灰娃給了張老一個安逸、幸福的晚年，這種晚年生活對於達于至境的美術家張老來說非常重要。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丘壑獨存：張仃畫集》，其中最能代表張老藝術成就的焦墨山水，三分之二以上是作于1986年與灰娃結婚之後。張老對灰娃說的那句“你就是我自己”含義十分豐富。2009年9月上旬，我陪一位香港朋友去“大鳥窩”，張老為香港朋友題字，是被灰娃牽著手走向畫室。他信賴灰娃，那是一種近似于孩子對於母親的信賴。九十多歲，返老還童，確實像個“老小孩兒”。那時他摔傷的腿剛剛痊愈，生活起居基本是在“大鳥窩”的二樓，事事依仗灰娃。他晚年因腎功能欠佳導致皮膚瘙癢，甚至連抓癢都要灰娃幫助。有一次他脊背發癢，自己用癢癢撓兒夠不著，急得滿臉發紅，是灰娃過去給他撓，他才安靜下來。偶然看到那一幕，我好像忽然領會了“幸福”、“老夫老妻”這些詞的含義。 　　更為重要的是，灰娃的詩歌、文學素養和美學觀念直接影響到張老的繪畫與書法。實際上，這種影響為研究詩歌與繪畫、書法的關係提供了一個珍貴的個案。張老1987年的畫作《山鬼故家》和1992年的畫作《大漠之行》，均直接受到灰娃同題詩歌的影響。他們是一起走進“山鬼故家”、走進“大漠”，感受了大自然的詭異與遼闊，但是，是灰娃的詩歌《山鬼故家》、《大漠行》升華了張老的記憶，促使他創作出那兩幅杰作。所以，畫作《大漠之行》的題款中抄錄了灰娃的詩句。張老晚年書法作品中的許多意境優美的詞句—諸如“蘭染烟”、“弛英華”、“風靜月華新”等等，也是灰娃精心挑選的。這些詞句與張老出神入化的篆字搭配，成就了更高境界的書法作品。2008年前後張老書法的風格發生了變化，灰娃說那是張老的“衰年變法”，和張老尊崇的齊白石的“衰年變法”一樣。實際上，這“衰年變法”亦與灰娃關係密切。《灰娃自述》中《與張仃走到一起》一章中的記述表明了這一點。灰娃因為長期配合張老寫字，居然患了神經性胃炎。那次給香港朋友題字，我看到灰娃不時把毛筆拿過來，蘸好墨遞到張老手裡。她說，張老年齡大了，眼睛不好，有時候看不清墨、蘸得太多，墨汁會滴在剛寫好的字上。顯然，張老晚年的某些書法作品，墨的濃度實際是灰娃掌握的。2008年春灰娃因病住院，92歲高齡的張老深情地為她書寫了“人生豈得長無謂，懷古思樂共白頭”兩句話，並題上“與詩人灰娃共白頭”。這幅作品影印在《灰娃自述》182頁。從氣韵與筆墨兩個方面看，這幅作品沒有達到張老同期書法作品的平均水平。毫無疑問，這是因為張老孤獨地一個人在“大鳥窩”寫這幅字，缺少了灰娃的支撐。張老晚年還接受灰娃的建議，調整了個別篆字的寫法。灰娃有唯美的傾向，她認為同一漢字在有不同篆字字體的情况下，應當選擇更美觀的那種篆體。 　　沒有灰娃，就沒有晚年的張老，也沒有張老晚年的藝術成就。 　　我2004年認識灰娃女士的時候，她已經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奶奶。在我的心目中，灰娃的形象從一開始就是慈祥、雍容的。不過，在反復閱讀這本《灰娃自述》之後，我意識到，灰娃其實是一位人生的強者，那種慈祥和雍容是從長期的人生磨練中升華出來的。 　　灰娃已經寫出了這本回憶錄，但我想，其特異的人生中蘊涵的意義並非第一人稱的叙述所能充分展示，而是需要歷史學者、文學者做進一步的開掘。 《我額頭青枝綠葉》 副標題：灰娃自述 灰娃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0年8月第一版 　　被低估的理由： 　　灰娃不認為自己的人生有什麼特殊價值，但旁人看得清楚：她12歲到延安，在延安接受教育、長大成人，被稱為“八路軍的公主”。灰娃與其延安小夥伴們是怎樣生活、怎樣成長的？革命聖地和革命者們是怎樣呈現在這些孩子的眼中？1949年之後當年的革命少年們走過了怎樣的人生道路？她在“文革”中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並且在這種狀態中成為詩人，寫下了許多別致的詩歌。灰娃的個人因素與詩歌產生的特殊背景，使這些詩歌成為研究當代文學、特別是當代詩歌的重要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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