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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說理文化與公共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4-04-21 12:16:31

徐賁著：《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 　　中評社北京4月21日訊／南風窗雜誌日前登載唐小兵的文章《中國人的說理文化與公共生活》，文章說，如何在缺乏深厚說理文化傳統，同時又被20世紀的意識形態迷霧影響過的中國，滋養一種新的說理文化來培養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困擾當今知識界的重要議題。文章內容如下： 　　如何在缺乏深厚說理文化傳統，同時又被20世紀的意識形態迷霧影響過的中國，滋養一種新的說理文化來培養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困擾當今知識界的重要議題。 　　說理，是政治辯論、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常見的一種現象。說理意味著一種表達和聆聽，預設著雙方彼此尊重對方的智商和人格，除了“求同”，其實也應該“存異”，甚至“求異”，“異”才豐富了說理者自身的知識和文化。即使雙方在立場上可以通過說理來求同，但如何通達這同樣的文化和政治立場，每個人尋求的思想資源和價值依托卻是可以更為多元的。 　　不過，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似乎是“蠻不講理”，或者“無理取鬧”，對“說理”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甚至以踐踏話語倫理為常態，以“話語暴力”為光榮，以“胡攪蠻纏”為策略。在這樣的公共生活中，說理最後往往不是形成了有差異的共識，而是撕裂了這個社會共同的底線。比如最近關於東莞掃黃的媒體和網絡評論中便表現出這種傾向，而在涉及近代中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評價的網絡爭論中，則尤其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各執一端為真理的霸道。 從晚清報刊文化說起 　　要理解近代中國的說理文化及其變異，便無法繞開晚清以來的報刊輿論文化。 　　到了近代中國，西方傳教士報刊進入中國，中國讀書人也開始創辦報刊，比如《時務報》、《清議報》、《民報》、《大公報》等。這些報刊在起源上就不同於近代西方以傳播新聞事實為主要功能的報刊。中國的主流報刊都是要“說理”的報刊，所以“政論”、“主筆”、“筆政”、“文人論政”等都顯得特別重要。科舉廢除、王朝崩解後的中國知識人主要依托報刊來傳播政治觀念和新知，其實質是一種政治批評和政治參與的新形式。因此，報刊取代了傳統書院等空間成了“說理”的地方，成了一種“想象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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