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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亞中：我為何力抗錯誤中國論述？

http://www.CRNTT.com   2010-02-24 00:32:53

兩岸經濟實力差距大，應考慮“特殊關係”的特殊待遇。   　　李登輝將“一個中國”虛化的解釋，官方文件始於1994年的《說明書》，但是醞釀的時間則起於1993年。當時國民黨的智囊們，以“鄭中樺”為筆名，從1993年11月6、8、15日起連續在中央日報刊第二版登專文指出：“兩岸所堅持的‘一個中國’是指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也是指民國38年（即1949年）以前及未來統一後的中國。而38年以後的兩岸存在著兩個不同名稱的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雙方各自統治不同的地區和人民……，彼此各自為政，沒有隸屬關係”。這表明了“一個中國”只是過去式與未來式，而非現在式。現在的“一個中國”只是歷史、地理、文化、血緣上的中國。 　　1994年1月政治大學出版的《中國大陸問題研究》，特別以《論台海兩岸的關係》為篇名列出其三篇文章。在文章前特別序稱“有感於鄭先生文章的觀點充分反映了‘中華民國’的立場，有助於本刊讀者對大陸政策的瞭解”（第37卷第1期）。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是政府主其事者的思想定調工作。 　　從上述事實可以清楚瞭解，1999年的“特殊國與國”並不是李登輝的神來之筆，也不僅是如一般外只所言始於有蔡英文參與，1999年5月由“國安局”完成的“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地位”報告。溯其源頭，是自1993年推動進入聯合國、化名“鄭中樺”的文章詮釋、1994年《說明書》等一連串的認知與立場投射。 　　已經有了這樣的論述，執行“國統綱領”的海基會還沒有察覺到國民黨的路線已經改變。一直到許惠祐1998年接掌海基會，代表黃昆輝的最後勝利，李登輝的佈局終於完全到位。“特殊國與國”隨時可以提出來，選擇1999年的7月9日出牌，理由其實只有一個：多一個附加價值，即不要讓汪道涵先生來訪，迫使兩岸關係走入胡同。 　　而我自己怎麼選擇呢？《說明書》對“一個中國”關鍵文字的政治目的性詮釋，讓我瞭解，國民黨的立場已經轉變。我開始重新思考我能夠為兩岸關係做些甚麼，1995年我選擇離開了長達15年的公務員生涯，協助星雲大師創辦南華大學。同時，我決定把理念用文字寫出來，準備與被錯誤詮釋的一個中國論述進行長期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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