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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大視野下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http://www.CRNTT.com   2013-04-15 14:04:13

其二，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主要是由兩股力量推動的：華爾街主導的金融快速擴張，和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國際化。前者導致資金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後者使各種制成品和服務產業，由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其結果，是產生了一個“窮國”有錢、“富國”有債的世界金融格局。以金磚五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但卻不同程度上被美元綁架；而發達國家則債台高築，危若累卵。難以為繼的債務危機，使美元信用岌岌可危，成為美國經濟以至整個世界經濟的心臟病。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使有錢的“窮國”充分發揮力量，有債的“富國”承擔應盡的責任，是恢復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中美雙方必須共同應對的重大挑戰。 　　第三，完善世界安全體系。冷戰結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安全同盟成為全球安全體系的基礎。然而，這些建立於冷戰期間的安全同盟，在本質上是封閉排他的。中印俄等新興大國，一方面在全球安全事務中的責任和影響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卻被排除在以美國為首的安全體系之外。這一矛盾，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而日益突出，成為中美兩國戰略安全的共同隱患。如何在制度上將中國等新興大國納入世界安全體系，從制度建設上確保和平，是中美之間必須共同面對的戰略課題。 制度建設作為戰略保障 　　近年來，中美雙邊關係中最具實質性的進展，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制度性安排。在此安排之下的一系列對話機制，使得雙方能夠保持交流溝通，妥善處理衝突和爭端，促進了中美關係的穩定和發展。 　　首先，由於中美之間難以逆轉的相互依賴關係，以及雙方舉足輕重的大國地位，中美之間的任何問題都具有世界性意義。反之，任何重大國際問題，沒有中美之間的協調與合作，也難以得到有效控制和解決。然而，中美兩國在應對各種國際事務中，必然有相互衝突的利益考量。在各領域、各層級上確立制度性的對話機制，是有效處理利益衝突、預防危機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其次，必須在制度上保證中美互相尊重對方的根本利益和重大關切。中美兩國政治體制不同，並都處於高危轉型期。追求所謂的“戰略互信／承諾”，不僅難有所獲，而且由於兩國內政錯綜複雜，各派力量的互動瞬息萬變，一時間的互信／承諾很難有實際約束力，反而易於成為國內政治中的包袱、雙邊關係中的把柄，從而帶來負面影響。 　　再次，在世界戰略格局向多極化發展的趨勢下，中美之間的戰略均衡是維護和平的基礎，也是中美雙方最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通過制度安排確保中美之間的戰略均衡，是中美之間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也是世界和平必不可少的戰略保障。 　　2009年，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的斯坦伯格提出中美之間“戰略再保障”的建議，認為必須通過制度上的安排來維繫中美的共同利益，處理雙邊關係中的矛盾與衝突。在此基礎上，美國歡迎中國成長為繁榮穩定的大國；中國也承諾在“崛起”過程中不損害他國的根本利益。現在看來，著重中美關係中的制度建設，正是“戰略再保障”的關鍵所在。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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