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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與中國城鎮化進程之比較

http://www.CRNTT.com   2013-11-20 14:28:37

民主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新事物  　　王焱： 謝謝！過去，國內研究發展問題，拿中國和印度比較，說印度民主，中國沒有民主，經濟增長快等。但這種比較研究肯定涉及到很多不一樣的地方。比如印度民主，中國不民主。從印度來看，印度所說的民主和中國所說的民主不是一回事，印度那個國家不是單一的國家，是把殖民地連接起來。而且印度的文化、種族有很大差異，假如印度沒有民主，就不是一個國家，會分裂成好多塊。所以就印度來說，其民主體制是一個必需品，沒有民主就沒有印度。印度是這樣的情況，但中國不一樣。中國不管是三千年還是五千年，民主國家是一個新事物，有人說是奢侈品。所以兩國最後發展道路不可能完全一樣，即使實行同一的發展政策，結果不一定就一樣。 　　這麼多人花了那麼多科研經費從中國主體出發去研究還是從南非轉型，比如南非是怎麼一回事，對我們有什麼借鑒或者啟示意義。有一個問題比較超前，即南非的城鎮化，這對中國即將大規模開展城鎮化有什麼借鑒意義？我聽說歐美金融危機時，經濟學界的人老說歐美市場不靈了，得靠城鎮化拉動中國的經濟增長。城鎮化是不是給未來中國一二十年經濟的增長提供可能？造成的廣泛後果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秦輝這本書很重要，主要展示了一個城鎮化過程的矛盾，而且現在來說還是比較成功的。現在南非城鎮化結果比較好，發展比較給力。韓國、日本、中國台灣這樣的發展道路，這些國家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社會主義政策，政策是落實的，所以他們的發展道路很好。可能我們的意識形態阻礙，發展不是很好，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一系列的矛盾和衝突。我覺得主要不在於南非的細節掌握得多好，而是針對南非的歷史尋找和中國大陸的可比性，然後提供解決方案。我們現在對很多國家研究不是很深入，比如日本，他們最早變成發達國家，走的是什麼道路，經驗、教訓可以警示我們。但不管是經驗還是教訓，我們對日本研究不是很多。反之，日本對中國研究倒很多。我就說這些，謝謝！ 　　劉蘇裡（主持人）： 好，謝謝王焱！下面有請劉瑜女士發言！ 　　劉瑜： 這本書的題目叫《南非的啟示》，首先我們要分析南非給我們的到底是正面的啟示多還是負面的啟示；南非作為一個轉型國家，到底是成功的案例還是一個不成功的案例。如果我們去看南非目前的一些數據，有很多人會把它看成一個不成功的案例，如秦老師說的，若不是因為反種族主義這個話題的話，南非比中東歐更容易被當局用來作為論證民主的壞處的一個案例，比如南非的失業率，就全國而言有20%—30%，如果算黑人族群，達到50%。也就是說這個國家主人公裡面黑人就業年齡人口有一半是沒有工作的。如果看南非的犯罪率，也非常高。秦輝老師說，如果你抱一種民主浪漫主義的想法去看南非，可能會覺得它是一個不夠成功的案例，甚至得出結論說“黑人不適合治理一個國家”等。但總體來說，尤其把南非案例放在更大、更長的歷史圖景中看，我個人還是把它看成一個正面的、成功的案例。 　　剛才好幾位老師講到南非民主轉型是一個相對和平的過渡，雖然在整個種族主義統治的歷史中有很多流血衝突，但在轉型最關鍵時候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暴力、衝突、死人等，包括在轉型之後沒有出現很強烈的復仇主義情緒。秦老師書裡也講到了，南非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後來成了世界上很多國家模仿的案例，如何促成在轉型之前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和解的模型。當然這個模型也受到一些批評，不過總體來說被很多人認為是一個相對比較成功的案例。從經濟上來說，雖然就業率存在很大問題，但總體還是維持著年均3%左右的增長，包括南非福利制度，免費住房，對老人、孩子的社會救助。所以大體來說，南非還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 如何從激進走向溫和，是一個特別值得分析的問題  　　我們在講整個制度轉型時一般認為最成功的轉型往往是體制內溫和力量和體制外溫和力量的接軌過程。如果從模型去分析，體制內的溫和力量和體制外的溫和力量接軌往往意味著體制內的溫和力量戰勝體制內的保守力量，以及體制外的溫和力量戰勝體制外的激進力量，三個過程同時進行。用這個模型區別南非的話，大體是成立的，就像用它來分析西班牙、智利這樣的國家，其實都存在著。在南非也存在著這樣的過程，就是你看到一方面反對派的力量，反對派的力量溫和特別重要。如果看國大黨的歷史，它其實是一個逐漸溫和化的歷史，雖然我沒有讀很多非洲國大黨的歷史，但讀過《曼德拉傳》，曼德拉早年支持過暴力鬥爭，雖然現在把他描述成一個社會主義式的人物，但實際上他早年也支持過武裝暴力反抗。後經過各種政治鬥爭的洗禮，慢慢走向溫和。包括南非當局當時從波卡到德克勒克，德克勒克本人早年也是一個比較堅定的種族主義者，然後慢慢地走向更溫和的態度。 　　這個過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體制內的力量是怎樣走到溫和，體制外的力量又怎樣從激進走向溫和？這是一個特別值得分析的問題。楊立華老師說到一些解釋，比如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由於黑人不斷地進城，他們的組織力量、組織資源和能力的變化導致他們對當局能夠構成威脅程度的變化，包括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環境的變化，冷戰的結束，導致美國能夠站在反種族主義這一面，之前由於非國大黨的種族主義色彩，美國對於它的支持有限，曼德拉本人特點是溫和的，還有國大黨的歷史，國大黨作為一個相對成熟的、有組織的、溫和的、包容性的組織等。 南非的勞動力市場很難通過外流來消化  　　還有一個問題是涉及到經濟，1994年以來南非經濟雖有所發展，但還是存在很多問題，包括華生老師所講的，他們的經濟發展只能用“很一般”來形容，尤其是和其它金磚四國相比，南非不是一個特別成功的案例，失業率居高不下。秦輝老師不斷地講舊南非時期的低人權優勢，很大程度上我是同意的，雖然有些人作為一個非常孤立的和片面的理解，但總的來說我是同意這個觀點的。那由此是不是可以說新南非的經濟發展乏力和所謂高人權劣勢聯繫在一起？是不是由於工人的談判權的增加、工會力量的增加，福利制度的開支增加和它的經濟發展乏力聯繫在一起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當然南非情況未必會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民主化過程中出現，因為南非的歷史畢竟有自己的特點，比如南非在整個民主化過程中，因為國大黨和工會的力量、左翼的力量結合得非常緊，不能一上台就翻臉不認人，所以相對來說會執行那種比較左翼的經濟政策。我們在中東歐時期不太容易看到這種情況，因為中東歐本身民主化過程是反共的情況，相對來說勞動力市場自由化方面，南非規則、規範更多一些，包括中歐，因為有歐盟的力量以及西歐對它的扶持，找不到工作的人可以去英國、法國找。而南非是反過來的，周圍的人，比如津巴布韋、贊比亞人到南非找工作，南非的勞動力市場很難通過外流來消化。但不管怎麼說，即便排除這些具有南非特色的問題，民主化本身由於給了民眾更多的談判力量、更多的福利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什麼也是一個挺值得思考的問題。謝謝！ 　　劉蘇裡（主持人）： 謝謝！下面有請沈原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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