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官為何反對考績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0-03-22 11:10:58

中評社台北3月22日訊／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台灣透明組織常務理事陳敦源今天在《中國時報》發表文章“政務官為何反對考績改革”，提出“值此考績制度改革的關鍵時刻，各級政務官必須跳脫前述各種害怕考績改革的理由，負起‘政務領導’的責任，誠實面對台灣文官體制改革的急迫性，並體認自身創造台灣民主治理長期績效的天職。”文章內容如下： 　　近日考績法修正案引起社會廣泛討論。有趣的是，從績效管理的角度來看，“考試院”推動的“三丙滾蛋，最低三趴”改革，實質上可以增強首長對文官的掌控能力；政務官對於相關改革，應該舉雙臂歡迎才對，但是，包括“行政院”院長、台北市長與副市長，卻公開表明不願接受這個新的管理武器，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民主治理的“頭家”是人民，藉由選舉將“治國”授權給政務官，是為第一層的授權關係；但政務官獨力難成事，須專業文官來協助，因此產生第二層授權關係。但老闆與員工間，存在利益不協調而產生“授權失靈”的問題。比方說，政務首長為勝選施政，違背頭家的公共利益，台灣各地的“蚊子館”建設，就是第一層授權失靈的寫照；再者，文官在電影《不能沒有你》中的僵化與自保，違背首長“聞聲救苦”的命令，是第二層授權失靈的現象。 　　二○○九年通過的《行政中立法》是針對第一層授權失靈的改革，讓文官有不受政治干擾的獨立空間；目前“考試院”推動考績法改革，主要是針對第二層授權失靈處理，讓政務人員為民服務的意志貫徹。但政務官為何不要呢？筆者認為有下面三種可能。 　　首先，政務首長是民主政府中來來去去的“陌生人”，文官則是受到永業制保障，長期以來形成一種比政務首長還要“有影響力”的組織文化。新任政務官通常為推展政務，會與單位考績文化形成“默契”，放任公部門長年來以“潛規則”（如新進人員、懷孕生產、自我進修等等拿乙等）替代客觀績效指標的作法，多年來兩造相安無事。因此，今天“考試院”的改革，若具重塑官僚考績文化的效果，政務官當然會害怕打破“默契”的後果，因為，他們都了解，事務官具備“不作聲”反彈的軟權力，可以讓自己的日子很難過。 　　再者，政務官在“拿出政績”壓力下，缺乏意願去關注內部管理；由於政務官通常會將有限時間，放在與政績直接相關工作上，而將考績這種內部管理工作，交由公部門常務首長處理。但“考試院”改革作法，基本上讓常務首長怯於開鍘，而向上推卸責任，導致政務首長需要在過去不用費心的內部管理事務上，花上大量的時間協調、安撫、甚至出面作最後的裁決，這樣當然會影響到政務官衝政績的心願。 　　最後，是最糟糕的一種可能，就是政務官與事務官之間的“默契”，事實上是一種“合謀”。這種合謀有兩種形式，一是在工作上，政務官在績效管理上鄉愿，就是放縱第二層授權失靈，以換取文官投報以努力創造“蚊子館”式的政績，犧牲台灣長期的利益；二是在選票上，因為文官本身就是選民，但是，如果文官說：“藍營是不是票太多”的威脅話語，果真產生阻絕考績法改革的效果，就證明當權政務官願意以第二層授權失靈的後果，來換取少數死忠選票的支持。當然，這種選票合謀的後果，通常是由全民來承擔的。 　　值此考績制度改革的關鍵時刻，各級政務官必須跳脫前述各種害怕考績改革的理由，負起“政務領導”的責任，誠實面對台灣文官體制改革的急迫性，並體認自身創造台灣民主治理長期績效的天職。 　　更重要的，政務官應承諾，如考績法修法通過，會主動投入相當的組織及個人資源，由下到上建構屬於公部門績效管理體系，包括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向“準司法機關”移動的改革、“公務人員協會”機制鬆綁與落實、以及“考績委員會”的透明公開與考績決策權實體化等配套措施，以協助新的考績法改革得以落實。 　　面對考績改革的種種爭議，全民都睜大眼睛在看，或許，惟有心中沒有二○一二的執政黨，才能真正地擁有二○一二。